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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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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有些你国内的不说，但国外的电视就会讲出来。”G11说：“国内的媒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会遮遮掩掩的。就比如说，河南平顶山杀人案，有个人杀了20多个中学生。媒体上不是说，去报道的时候，当地的干部又阻挠又干嘛的。我想恐怕也是怕影响到地方形象吧。我们这边电视全部能看到香港台，有些时候它让你看前一半，后一半就不让你看了。但一到关键时刻，就把它遮住了，就不让你看了。像香港这次SARS，网络上其实早就有了，它就是不给说。香港新闻每天发布出来，每天病多少，好多少，它每天都不停地更新，就很透明。”
11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的回答，在选择“说不上来”的答案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74％）比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69％）明显要高（参见表8…12），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1＜005）。非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参与的知识、技能上与中产阶层有着一定差距，导致他们的“无意识”或者“不意识”。
表8…12中产阶层“说不上来”交互表未选中说不上来合计中产计数14811159组内所占百分比（％）931691000非中产计数1031217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8261741000合计计数1179228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8381621000
12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的回答，在选择“参与社区选举、管理”的答案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83％）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12％）明显要高（参见表8…13），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40＜005）。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参与中更加现实和具有理性，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城市中产阶层的维权活动此起彼伏说明了这个问题。
表8…13中产阶层“参与社区选举、管理”交互表未选中参与社区选举、管理合计中产计数11445159组内所占百分比（％）712831000非中产计数9842641248组内所占百分比（％）7882121000合计计数10983091407组内所占百分比（％）7802201000
13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的回答，在选择“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时，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302％）比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62％）明显要高（参见表8…14），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0＜005）。工作方式、经济水平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沟通手段上产生巨大差异，网络的普遍使用给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在对Z5的访问中，他是这样介绍他的网络生活：“几乎每天24小时都挂在网上，想上就上，在办公室会不时地刷新网页，在家也一样，时间比较多。在‘非典’时期发过帖子，并提了一些建议，毕竟关系到所有的人，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些。”
第五部分五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3）
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阶层一方面在纵向上发生变化，出现收入、社会地位、声望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横向上发生转变。在中产阶层群体中就出现体制内的中产阶层，他们以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等为主，还有体制外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民营企业家、外企工作人员、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构成的新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等组成的老中产阶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体制中的中产阶层在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存在显著性差异。
1对于“您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的回答，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432％）、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60％）明显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379％）、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53％）要高（参见表8…16），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16＜005）。而“不参与”的比率体制外中产阶层的比率（263％）比体制内中产阶层的比率（173％）明显要高出许多。
2对于“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的回答，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不透明”的选择上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选择比率（317％）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的（189％）明显要高（参见表8…17），经检验差异显著性大（P=0012＜005）。
3对于“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的回答，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在“太忙，没有时间参与”的选择上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选择比率（150％）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32％）明显要低（参见表8…18），经检验差异显著性大（P=0048＜005）。但是总体看来中产阶层在忙碌的经济生活中，对政治活动并没有足够关注。在访谈中，Z4说：“事业肯定是第一位的，我们都还年轻呀，就是要发展，不管是工作还是什么，都要有一个方向，做自己值得做的事。我比较喜欢投资。其次是休闲活动，喜欢组织游泳，既可以锻炼身体，也是一种交往的手段，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对于政治活动和本地大事）关心吧，参与不大。”受访者对于我们在“发展个人事业、消费活动、休闲活动、参与政治、家庭活动”的排列次序上，无一例外地把参与政治放到最后的选择上。
4对于“您认为，在以下有关改革的各种举措中，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抓起”的回答，在选择“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中，体制内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58％）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的（42％）明显要高（参见表8…19），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3＜005）。
表8…19体制内外中产阶层“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交互表未选中增强报道深度，加强舆论监督合计体制内中产阶层计数44383526组内所占百分比（％）8421581000体制外中产阶层计数91495组内所占百分比（％）958421000合计计数53487621组内所占百分比（％）8601401000
5对于“您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的回答，在选择“在网上参加有关讨论”时，体制内外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体制内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228％）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的选择比率（105％）明显要高，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7＜005）。
第五部分激励与创新：未来的图景
经济体制的转型势必引发政治体制的转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生活氛围呈现出民主开放特征。在调查中我国中产阶层在现阶段的政治参与和非中产阶层相比开始有了分化，但是政治参与水平、规模还比较低，中产阶层政治参与所关心的问题也在大众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平衡中偏向自己的现实利益。目前的政治体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取得重大发展，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还有一些制度限制着人们的政治参与，不能激发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热情。我们需要在体制上重新思考，并做出创新。
完善现行政治体制，鼓励政治参与
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决策和监督职能；使各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二是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支持他们参政议政；把长期形成的多党合作、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法律化。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信访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以便于公民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完善社会协商制度；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与群众之间通过听证会、恳谈会、市民论坛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重大问题、重要决策进行平等、民主协商；开辟新的民主参政渠道，加强政府和民众间的交流和信任。黄国满：《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169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公民，无论是中产阶层还是非中产阶层的团体意识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在托克维尔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化、官僚主义化等原因，国家会集权于有权势者，逐步使国家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没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结果导致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至是完全接受统治，出现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同前引书，第6页。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开展社区建设、鼓励社区自治和创建各类民办组织，争取民众的加入，对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民主是必需的。
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及网络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生活出现了电子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王向民：《电子民主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37～155页。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代议制的不足，草根式的电子化的民主表达更为直接，也逐渐具有影响力，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刘涌案”的改判、哈尔滨“宝马案”、西安“宝马案”及最近声势浩大的对日问题网上签名等等都显现出“电子民意”的威力。
网络的超时空性特点可以摆脱代议制民主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广泛地关心讨论问题。因此，人们利用电子民主可以进行政府上网公开信息，扩大民众对政策的了解，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沟通政府活动和民众需求，可以就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辩论，可以通过在正式的途径上展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咨询和协商，也可以进行网上投票的实践。近来网上举报在司法机关获取犯罪线索上也有重要进展。
政治人的培养
在这个方面需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同时需要增强公民参政意识；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摒弃个人崇拜思想，普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律等现代政治意识；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注重职业政治人的培养尝试，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增加专职人员，提高参政者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五部分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
上海中产阶层
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的上海近代城市史，是一部上海现代化的发展史和社会转型史。这种在外力冲击之下生发的对现代化的内在追求和努力，赋予上海现代化以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由不断分化到不断整合所呈现出的多元势差结构，集中体现了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1949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29页。今天我们回顾上海百年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上海的研究几乎与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发展同步展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研究的持续升温，大量学术成果的问世，上海研究（又称为上海学研究）已成为有丰厚积累的国际显学。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上海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阶级，而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数达20至30万之众对上海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产阶层却给予了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与上海中产阶层研究直接相关的论著有：WenHsinYeh；“CorporateSpace；СommunalTime：EverydayLifeinShanghaisBankofChina”，AmericanHistoricalReview；February1995；XuXiaoqun；StateandSocietyinRepublicanChina：TheRiseofShanghaiProfessionalAssociations；1912～1937ColumbiaUniversity；1993；Lienlingling；SearchingfortheNewWomanhood：CareerWomeninShanghai；1912～1945UniversityofCalifornia；Irvin；2001；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另一些文献和论著中有部分内容论及这一群体，如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忻平著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但关于上海中产阶层的整体性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中产阶层作为一个被忽视了的社会群体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今天，我们对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层的关注并非源于一种怀旧的时尚，而是出自以下重要的原因：就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而言，早期中产阶层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弥补中国20世纪中产阶层研究的历史空缺，使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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