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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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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当中，社会认同并不排斥自我认同的存在。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认同困境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少部分人作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迅速致富，这部分新富的人群，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当然，中国目前的所谓中产阶级与国外那个经过充分工业化后出现的中产阶级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社会学者刘玉能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转引自《中国财经信息网》。在国人的意识里，“中产阶层”更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社会等级的分层标准。中国新闻社：《中国新中产阶级崛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意识具有能动性，它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东西方的历史实践均表明，并非“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就必然导致“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层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王思睿：《“中产阶级”如何形成——兼与洗岩商榷》。　　　　
　　　　反观当今中国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阶级”一词在年龄稍长的一些人那里是很忌讳的，似乎一谈阶级，立刻就回到了“划阶级，讲成分”的年代。因此，尽管许多人认为当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对于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否仍然语焉不详。特别是在中产阶层认同问题上，他们的反应更是茫然。人们无法对中产阶层加以具体界定，只是朦胧感觉那是“有房有车”的一族。对于他们体面的工作、精致的生活、时尚的穿着等等，年轻人很是羡慕，并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许多富有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迈入中产阶层行列，他们目光投向的是那些身价百万、千万的老板，在他们的观念中，打工者是算不上中产阶层的。　　　　
　　　　总之，当前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多样化和片面化的。所谓多样化，是说人们对中产阶层划分标准非常混乱，尚未形成一个理性的、大致的看法。所谓片面化，是说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看法集中在经济收入层面上，少部分人观察到了中产人士们生活方式的差别，对于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人们几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中产阶层意识的滞后势必会影响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由此，了解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认同现状，建构中产阶层理性的认同，对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部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1）

　　　　根据邓肯的整理，对社会分层的测量指标有：（1）经济生产变量，如财富、所得、资产等；（2）经济消费变量，如生活水准、消费形态等；（3）社会变量，如声望、荣誉，及道德性评价等因素；（3）资讯变量，如教育、知识、技术训练等；（5）文化变量，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征、语言、礼仪、心理满足度等因素；（6）与权力或权威有关的变量，如影响力或决策等因素；（7）与公民有关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会参与等变量；（8）上述变量之总和。　蔡淑铃，同前引书，第78～79页。　　　　
　　　　2001年10月，在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中承担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的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依此定义，我们可以整理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指标有如下几项：（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及劳动方式；（3）职业权力；（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6）消费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　郑航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57～159页。　　　　
　　　　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是连续的，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为此，许多学者建构了多元分析指标，如邓肯曾以职业声望、教育程度及薪资所得这三个变量，来建构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EI）。台湾学者蔡淑玲与瞿海源也以同样的方式，建构了一份台湾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蔡淑铃，同前引书，第79页。一般而言，由于阶层划分的复杂性，在研究中不免会带上研究者的主观断定。参照各种社会分层指标，笔者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指标区分为经济地位、职业声望、教育层次和自我认同四个单项指标。每个单项指标将分别在性别、年龄、城市这三个因素中进一步加以差异比较与分析，以期对中产阶层分层指标的社会认同状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经济条件认同与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1），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经济条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这个比例之高足以说明现阶段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财富拥有量很不确定。其次，212％的人选择了“50万以上”，193％的人选择了“100万以上”。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不甚明确，但也表现出一种认同的趋势，即他们相对比较集中地认为家庭资产在50万～100万左右的人们，应该归属于中产阶层。　　　　
　　　　表1…1社会公众认为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经济条件单位：次，％经济条件频数百分比经济条件频数百分比30万以下246　81　300万以上64　21　30万以上380　125　500万以上64　21　50万以上644　212　说不清930　306　100万以上586　193　合计3038　1000　200万以上124　41　　　　　
　　　　当我们从性别、年龄和城市三个方面进一步对中产阶层的经济认同进行考察时，发现了更加有趣的现象。　　　　
　　　　1经济条件认同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2），在经济地位认同上，女性比之于男性更加没有概念，345％的女性选择了“说不清”，男性只有264％选择了“说不清”。其次，男性所认定的中产阶层的经济指标要高于女性，男性主要趋向于认同“100万以上”（224％），而女性则主要趋向于认同“50万”以上（217％）。　　　　
　　　　2经济条件认同的年龄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3），对中产阶层经济指标的认同，年龄越大越没有办法衡量，60岁以上的人中间，有508％选择了“说不清”，50～59岁中间的人，亦有429％的人选择了“说不清”；19岁以下的年轻人，有282％选择了“说不清”，他们认同的确定性不及中年人，但比之于老年人，则明显要强得多。　　　　
　　　　从各个年龄段来看，认同中产阶层应具备“50万以上”经济条件的占大多数，只有“30～39岁”年龄段的人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拥有“100万以上”的财富。这说明，“30～39岁”年龄段的人正处于风华正茂、事业有成的人生辉煌时期，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期望值当然就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成员。　　　　
　　　　3经济条件认同的城市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4），北京和武汉的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经济认同不甚明确，选择“说不清的”分别占369％和361％。五大城市中，只有广州的人们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拥有“100万以上”的资产（262％），而其余四个城市都比较认同中产阶层应具备“50万以上”的家庭财产。　　　　
　　　　

第一部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2）

　　　　1职业地位认同与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5），人们心目中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意见比较统一。排在前列的几中职业依次为：私营企业主（779％）、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738％）、党政机关公务员（733％）、专业技术人员（706％）。这说明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相对而言比较一致，集中在收入高、稳定、体面等这样一些职业类型。另在父母对子女职业期望的调查中，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点。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上述几种职业中的一员，这正好可以佐证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　　　　
　　　　表1…5社会公众认为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职业地位单位：次，％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党政机关公务员2227　733办事人员与职员1042　343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2243　738个体工商户659　217专业技术人员2145　706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410　135私营企业主2367　779农林牧渔劳动者12　04自由职业者1388　4571职业地位认同的性别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6），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上并无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对中产阶层职业认同都集中在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高收入的职业群体。　　　　
　　　　2职业地位认同的年龄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7），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职业地位的认同略有差别：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年龄越大认同的比例越高；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年龄层次较小的认同程度更高；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中间年龄层次的人比较认可。尽管如此，各个年龄段的人对中产阶层职业的分布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3职业地位认同的城市差异　　　　
　　　　调查表明，各城市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定比较趋同，差异很小。北京和上海两城市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广州、武汉和南京。广州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北京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　　　　
　　　　教育层次认同与差异　　　　
　　　　关于中产阶层的主流人群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层次，社会大众的意见最为集中的是本科以上（498％），其次是大专以上（256％），有157％的人认为没有学历的限制，只要有钱就是中产阶层。　　　　
　　　　1教育层次认同的性别差异　　　　
　　　　调查显示（见表1…10），社会大众在中产阶层教育层次的认同上没有差异，一致认为中产阶层应该具备“大学本科”的文化层次。整体上看，女性对中产阶层的学历认同要略高于男性，例如，女性选择“大专”和“高中及以下”的比例之和为286％，而男性则为314％；女性选择“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比例之和为573％，而男性则为513％。　　　　
　　　　2教育层次认同的年龄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11），在认同中产阶层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20～29岁”这一年龄段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90％。他们出生于70、80年代，正是大学扩招的受益者，这一群体中间的大学本科比例远大于社会其他年龄群体，因此他们更加认为中产阶层必须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　　　　
　　　　3教育层次认同的城市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12），在认为中产阶层主流人群至少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群中，上海市民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86％，南京和北京的认同程度也超过了半数，广州市的认同比例最低，只有404％。这说明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市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要高于广州。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上海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众多青年才俊和纷纷流向北京、上海，这就使得整个城市的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快速提高。　　　　
　　　　从以上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在经济、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中，人们对经济条件的认同最为模糊不清，许多人感觉这个标准很难界定。一是因为，经济指标是连续值，区分月收入5000元和4999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能说月收入5000元的就是中产阶层，而4999元就不是中产阶层。二是因为，因为各城市人们的收入标准不一样，有的甚至差别很大，比如上海、北京城市中高薪的人员比较多，以月收入5000元为标准，肯定算是偏低的，而在南京、武汉这样的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高薪的很少，一般3000元就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简单以一个数据标准很难适用于不同的城市居民。三是因为，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是以夫妻两人的总体收入来支持的，因此不能说妻子的工资收入低，就不能享受有高薪收入的丈夫而带来的生活享受，或者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如此，那么低收入的妻子算不算中产阶层呢？诸如此类困惑，让社会大众在回答问卷时，感到难以取舍，最终只好以一种笼统的感觉而来做选择。　　　　
　　　　与此相反，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和教育认同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几乎没有产生太多的疑义。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身份和文化教育层次是有较为固定的印象。这说明了当前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还是“学而优则仕”，通过教育来筛选社会精英，使之从普通大众中凸显出来，向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流动。一个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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