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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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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新星期间深入生活 ——祝贺柯云路作品集出版
文 峰
柯云路无疑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小说家。这里所说的政治小说还并不是宽泛定义为以政治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而是指直接写政治斗争，写政治斗争中复杂的人性及权谋。
《新星》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政治小说，同名电视剧曾造成至今也鲜有过之的轰动效应，三十岁以上的人很少不知道《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名字。近二十年过去，《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再度提起《新星》时，将它称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
《新星》在海外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
在大陆则曾被称为“县委书记从政指南”。
《新星》使人们普遍看到了理想主义光辉下中国政治斗争的真实故事，也使熟谙政治的人看到了地道的政治操作手法。《新星》在当年的轰动被海外传媒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今天重读《新星》，大概是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
柯云路还是百科全书式描绘当代生活的作家。
长篇小说《夜与昼》和《衰与荣》无疑是中国当代百科全书式描绘社会生活的代表作。
在这两部书中，柯云路以百万字的浩瀚篇幅描绘了京都近二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十几个大院，上至高官达贵下至贫民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京都活脱脱端了出来。这两部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引起当年的畅销和轰动，不久前新浪网连载作者的新作《童话人格》时，就有网友上帖子，说当年这两部书出版时被北大清华的众多学子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不少图书馆中的《夜与昼》和《衰与荣》都被借阅者翻出毛卷，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曾整本摘抄其中的警句格言。
如果想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想了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趋向平衡的挣扎运动，想了解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想了解当代中国人性扭曲的特殊历史以及当代人的精神痛苦，不可不看这两部书。
百科全书式地描绘社会生活，一需要广阔的社会人文视野，二需要熟谙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三需要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的能力，四需要将众多人物及场景结构起来的谋篇能力和恢宏气势。
柯云路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富有者。
透视柯云路八十年代的创作，我们也能够觉察出其有过随从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意愿，但终因其自身的独特品质太强势而未能完全拧动自己，结果多少有些偏离文学时尚而显出孤傲一方。
时隔近二十年，不少当时看来流畅美丽的文字已成过眼云烟。
而《夜与昼》和《衰与荣》却让我们重温了文学作品拷贝真实生活的厚重价值。
《龙年档案》是作者继《新星》出版十八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政治小说。
因为这部小说是在经历一段坎坷后出版的，被出版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称为柯云路“重返江湖”之作。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做出了积极评价。
林为进称《龙年档案》是中国当代新英雄主义小说中最棒的一部。
何镇邦则认为柯云路在这部作品中的叙述已经完全成熟了。
孟繁华称该书结构之缜密、叙述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作家重出江湖之后武功依旧的风采，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熟悉在许多小说之上，称其为中国当代的一部“政治武侠小说”。
李冬则称柯云路回归《新星》同类题材，绝非简单的重复，演示着醇厚积累的释放和裂解，渗透着卷土重来的霸气，洋溢着创作畅销作品的轻熟和自信。
陈晓明则称该书充分显示了权力赋予人性的活力，在叙述中将场景的奇观性推到了极端，甚至可以说造成了一个“后现代奇观”。他认为在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枯竭的艺术形式的当代，《龙年档案》不仅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奇观，还联想到文学的本土化资源问题。
如果说《新星》是以一个县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话，那么《龙年档案》就是以一个市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正如出版者所说，《龙年档案》比《新星》斗争的规模更大，情节更曲折，而作者成熟简练的叙述几乎使很多读者读之欲罢不能，其中充斥的政治斗争与处事为人的玄机和箴言，透过种种粉墨登场的人物和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龙年档案》地道地写出了政治权力场的博奕不是单向对应而是复杂的。
柯云路1980年以短篇小说处女作获全国奖而初登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
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般著作浩瀚，且涉及领域众多。二十多年来，除去各种散文杂谈不算，仅整本出版的著作已达一千多万字，除文学外，还涉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成功学、写作学、经济学以及东方文化研究等。更堪称奇观的是，他在其涉及的每一领域都不附和主流，别开生面，以独特另类的姿态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被舆论称为中国当代“最有争议的作家”，“最会变脸的作家”。
现在，到了再度评价他文学作品的时候了。
此次出版的柯云路作品集是作者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的一次集合与检阅，之后将陆续推出：
《芙蓉国》 （长篇小说）
《牺牲》 （长篇小说）
《蒙昧》 （长篇小说）
《黑山堡纲鉴》 （长篇小说）
《青春狂》 （长篇小说）
《成功者》 （长篇小说）
《东方的故事》 （长篇小说）
《超级圈套》 （长篇小说）
《孤岛》 （长篇小说）
《汾城轶闻》 （长篇小说）
《嫉妒之研究》 （长篇小说）
《十年梦魇》 （系列小说）
《黎明与黄昏》 （中篇小说集）
第一部分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1）…（图）
顾小莉 （2003年2月9日《北京日报》）
■采访者 解玺璋
□受访者 柯云路
节前，在一次由几家单位主办的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柯云路被命名为“最能变脸的作家”。这似乎代表了近几年来人们对柯云路写作生涯的某种认知。此前的柯云路长篇小说《龙年档案》研讨会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有人说：“原来那个写《新星》的柯云路又回来了，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那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回来了。”有人甚至用了“浪子回头”来形容柯云路给人的新感受。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柯云路刚从陕西参加电视剧《龙年档案》的开机仪式回到北京，我们相约在东方花园酒店的咖啡厅见面。我希望这次采访能增进我对柯云路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采访就从“变脸”开始———
■你对“变脸作家”这个称呼怎么看？
□前两年说我是有争议的作家，现在又说是“变脸作家”，我就当作一个好玩儿的事。
■你是觉得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还是觉得根本没有变化？只是外人觉得你有变化？
□外人觉得我有变化，其实我大的面孔肯定是一张，我就是一张脸，我这张脸就是比较喜欢关心社会呀，人类呀，人性呀，这些重大命题。我的兴趣除了文学以外，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呀，也感点儿兴趣，比较杂，又不愿意重复，所以，经常是写完这个还写那个。但人们习惯定位，你是写小说的，你写非小说的东西，他们就觉得比较奇怪。
■从写作的角度，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在文学之内一直在追求变化，前几年我的几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说，其实是想先锋一些，像《蒙昧》、《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几部有关“文革”的小说，我都想和《新星》、《夜与昼》时期不一样。写纯文学比较寂寞，我写的又是“文革”题材，所以，媒体不会特别关注，又处于我的敏感期，社会的关注是很弱的，人们可能没有过多注意，但从文学上讲，是20多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大家觉得你有变化，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写《新星》、《夜与昼》那样的作品，后来去写《大气功师》之类，现在又写《龙年档案》，那天的座谈会上，有人说你是“浪子回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可能是觉得你曾一度离开纯文学领域，现在又回来了。
□这几个月总有媒体记者就这个说法问我，我其实没什么想法，那不过是出版社为了炒作的一种戏说。我有时很愿意跨学科，以后我还是以文学为主，但也还是要跨一跨。
■我记得你在写完《夜与昼》之后，是不是说过改革题材也要写三部曲？
□对，写了《夜与昼》，又写了《衰与荣》，实际上是京都三部曲，还有一部《灭与生》，我没有写。
■那为什么？
□就是变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题材中写得太长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变化，叫《嫉妒之研究》，当时登在《小说家》上，那时我想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如果不是后来被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挡住的话，文学探索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时间？
□《嫉妒之研究》是1988年写的。
■后来你怎么接触到你所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个题材的。
□说来很简单，我一直对哲学的东西挺喜欢的，那时听到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我是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看待的，我想，这是否可以改变我对时空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做过很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至今对这种研究不悔，我觉得当下中国研究这个问题有点奢侈，不合时宜，再过些年我还会研究。
■你的写作转移到现实题材上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应该说转移到文学上来，转移到文学上来还有一种选择。像“文革”题材，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题材，“文革”题材我写了一些，现实题材我写了《龙年档案》，还会再写一些，下一段我的写作，第一是文学，第二主要是写现实题材。我对现实的东西，近代、当代历史的东西，比对古代历史的东西，从文学讲更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想搞一个跨很多学科，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后来写了一部书叫《人类时间》，这部书也不是为市场写的，你都不知道吧，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写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大家都不注意。那本书上下册，我送了陈晓明。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评教授了。
第一部分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2）…（图）
顾小莉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不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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