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4龙年档案-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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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倡作家要有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理性的创作是一种什么什么的创作，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个，套路是不是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从形式上，《龙年档案》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这并没有影响这部小说成为很有吸引力、很好看的一部小说。就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写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的注定会有争议的小说，我很理解柯云路为什么那么谨慎，为什么要把它写得那么纯洁，可能他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小方面的矛盾，小方面的漏洞，以免引来更大的风波。这毕竟也是一种悲哀。他今天的创作应该是非常从容的创作。一方面，它克服了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像很多作品一样，有个主题就集中力量去表现它。虽然《龙年档案》主题的东西也是很明确的，但他基本上是用形象用故事用情节去展开，没有急着去先讲这个东西。

　　此外，作为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小说，《龙年档案》同样能够写得很生动，很好看，关键就看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功力，有没有那种真正小说家的那种气派，那种追求。

　　对于柯云路重新回到文坛，表示衷心的祝贺。

最根本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原农村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讨论会。前边发言的各位都是文学评论家，我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讲一些感想。

　　柯云路在《龙年档案》的封面上明确写出“本书纯属虚构”，怕这本书再招惹起来各种麻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把我们的一些经济理论观点把它形象化，通过艺术的典型阐明了一些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这样让读者读起来就更容易接受，更有亲切感。

　　首先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柯云路的《龙年档案》站的视野很高，他的主题或者说总纲是个什么呢？我体会，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各界创造财富。也就是说，要通过罗成为代表的一些改革家，在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做出个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这样的改革人物，柯云路虽说是“本书纯属虚构”，但是据我感受，我们在全国包括在山西都看到过这样的人物。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八十年代是县委书记，现在是市委书记，中间也是有一些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把他的才智、干劲充分发挥出来。他的一个主导思想，就叫做“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当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过搭台唱戏，到现在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我们认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改革环境。改革什么样的环境呢？具体说有政策环境，有投资环境，有生产环境，有生活环境。罗成到了天州以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创造环境。但是说到底，最根本他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制度环境，我看别的环境都还是摆在第二位的。

　　这是我感受的一点。

　　第二点，把反腐败这个主题写成小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少，但是像这本书直截了当地写农村改革，这么系统，这么深入，我感到也是很难得的。写城市改革的书很多，写部门改革的书很多，写政府机构改革的书很多，但是写农村改革的书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特别是能够对于我们中国八亿多最贫苦的农民，他们贫困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我看挖掘的是比较深刻的。从女教师打毛衣，给一个小孩半夜还要辅导功课，我看你那个概括比我说可能还好，就是“老师领不到工资，难着；农村娃上不了学，穷着；牛半夜摇铃铛，饿着”，这就是对我们农村贫困面貌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农村的贫困，刚才有一位先生说，800美元就算小康。我看我们距800美元还远得很呢。我们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300多元。你描写农村那几个东西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农村这么穷？过去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同志曾经说，农村问题不在农村本身，要跳出农业抓农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发展战略得变，真正把农业摆在应有的高度来重视农业。现在什么钱都可以花，就是一到发展农业就没有钱。那么，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发展战略的转变，又有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所以归根到底，我看还有一个体制的改变，就是农村体制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书中的主人公罗成的斗争坚定性这一面写的笔墨是相当多的，灵活性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他没有灵活性，不按照我们党现有的一些程序办事，他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必要的程序他还要遵循。当然这里边也有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的办法？

　　我就简单讲几句外行话，谢谢大家。

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孟繁华：文艺评论家

　　我特别同意以上几位先生对于《龙年档案》的比较好的这一面的评价。

　　应该说，今年我读了十几个长篇，《龙年档案》这部小说是最好看的小说，但同时也感到它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对《龙年档案》提出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有价值的作品，才值得去批评。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九十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权力异化导致的官场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个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观赏反映。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官场腐败并以正义正确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的流播，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市场价值，但这一部分官场小说的非文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于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决策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

　　有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或者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

　　第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类型的影响。

　　第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不是社会的整体文化，但是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的一部分，就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于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主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把官场的权力争夺和官场腐败仅仅归于商业主义或市场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

　　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

　　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独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胜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胜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胜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够兼胜天下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严重。

　　《龙年档案》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小说，它和我们读过的《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等小说是非常不同的。上述小说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文化在中国的深厚的土壤基础，或者说，无论出身于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要和权力接触，权力意识便会成倍膨胀，权力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欲望。这就是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心理难以抗拒的制约。

　　但《龙年档案》不同。这里边的主要人物都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结构中的主要角色，作者表现这些人物的主要方法，是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不同身份，即改革者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些人物事实上是十多年前《京都三部曲》的延伸和发展，人物类型和斗争方式并没有超出《京都三部曲》的基本框架。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和结构故事方式同样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它是《新星》在十多年之后的重新书写。

　　应该承认，《龙年档案》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它的结构之缜密，叙事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作家重出江湖之后武功依旧的风采。甚至作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熟悉，以及参与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和愿望都在许多小说之上。

　　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部好看的政治文化小说，事实上是一部类武侠小说，或者说，作家起码在叙事策略上，极大地汲取了武侠小说的方式和技巧。那么也就是说，我在批评这部小说的时候，用的是叙事学和语言学批评的方法。

　　它特别类似于一个寻仇的故事，主人公罗成也恰似一个武功高强、具有道德意义的武林高手。在整治天州市的过程中，他虽然历尽艰险，步履维艰，但他天上人间飞檐走壁，最终实现了快意恩仇。在塑造罗成这个人物时，道德意义在作家那里仿佛是第一要义，他从一出道开始，就访贫问苦，镇压乡绅，进入天州之后，满眼不平事，然后是“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的勤政，处理上访，解决全市小学教室危改，处理天州机床厂危机，女儿遭害算，自己被累倒，微服私访黑三角，下井解救矿工等等，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磨难一脉相承。如果写成章回体，就是一部地道的武侠小说。在道德的意义上，罗成已经不战自胜。他甚至很少跟自己的对手龙福海正面冲突，但他却在围魏救赵的外围功夫上打败了龙福海。而龙福海则是一个相当脸谱化的邪恶势力的代表，他除了摆弄人头搞阴谋之外，好像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叙事模式同“文革”时期的低头拉车与抬头看路的斗争，新时期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同柯云路自己的《三千万》、《京都三部曲》的叙事策略也没有太大区别。

　　在试图反映和揭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中，道德化是一个普遍采取的策略，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清官一定会战胜贪官，乃至大团圆的结局，满足了普通文学消费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这类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文化接受心理。但问题是，当下的中国，道德的文学叙事很可能遮蔽了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否通过道德化就可以解决的。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道德问题？

　　那么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肯定柯云路在反映官员道德生活问题上，他没有把更多的笔墨放在所谓的男女生活问题上。我们很多写官场的小说，如果说这个人腐败，一定要有很多情人，一定要有很多床上戏。我觉得这个处理是特别表面化的。这些东西写多了之后，我就觉得事实上已经贬低了艺术，远离了小说。那么，虽然在许多小说里这是一个拉动阅读的敏感卖点，但可以说，这种最表层的道德问题，在许多作品里只是生理问题，连心理的层面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人性了。柯云路仅含蓄地有几处涉及到这个内容，他并没有以热衷甚至欣赏的笔触去展开，这是应该肯定的。

　　我非常赞赏作家推动和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热情，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并没有在作家的表达中得到充分的揭示，比如，最动人的章节和情节，总是以罗成和农民和苦难和危险的接触相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比如国企改造，下岗就业，环境整治与再生产等问题，罗成同样是缺乏主意的。他在天州机床厂的现场办公虽然非常悲壮，但你也总觉得是非常的苍白。机床厂的处理在小说里没有下文，就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家的能力和想象。当然，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文学作品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表达这个问题。不能为了迎合阅读，就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地演绎为大众文学。罗成固然悲壮崇高，甚至于也像作者所说，很唐吉诃德，也实现了寻仇的愿望，但理想化如果失去了复杂性的基础，那么也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些反映官场的小说一样，就流于比较肤浅的乐观主义。

　　谢谢大家。

制度中的人性奇观与文学的本土化资源

　　陈晓明：文艺评论家

　　诸位都说得非常好，也说得非常充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都说得很有道理。每个人基于不同的角度，谁叫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一部作品。对于柯云路这部《龙年档案》的反应本身，也就表明了我们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

　　记得《新星》出来的时候，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那种反应方式是一致的。也可能人们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但都是非常结论的，非常鲜明的。对于我本人，《新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刚才在跟我们先来的一伙人，跟柯云路聊天的时候还说，我当年吃《新星》的演讲费吃了不少，那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赚的第一笔钱。那时候到处演讲《新星》，在青年文化宫，图书馆，听者动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