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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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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
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
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
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
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
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
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
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
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
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
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
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
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
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
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
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
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
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
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
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第11节 不能割裂的尾声
        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
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
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
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
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
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
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
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
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
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
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
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
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
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阻力还
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
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
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戌、孙谦、胡正等,请替
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
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
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真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
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
他酒喝得多了一点,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
比作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
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缝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
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
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之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
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
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
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
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
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
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
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
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
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
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
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
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
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
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的太晚了,
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
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他说,
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
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我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采煤队”。由于我在劳改
煤矿生活过4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
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
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
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
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
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
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
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
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
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收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
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
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
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
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
的惊雷之作。《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
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
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
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
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
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
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
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
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
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
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
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
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
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
溺于悲情之中,便骂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
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
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
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
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
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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