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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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代序）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部门利益的逻辑　　　　
　　　　利益化部门的形成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建构和谐走出失衡　　　　
　　　　迎来多中心时代　　　　
　　　　从贫困到底层？　　　　
　　　　协调利益关系与转变增长模式　　　　
　　　　利益格局与发展动力　　　　
　　　　三种资本原始积累　　　　
　　　　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　　　　
　　　　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　　　　
　　　　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　　　　
　　　　郎咸平讨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郎咸平的三个命题　　　　
　　　　分歧还是共识？（上）　　　　
　　　　分歧还是共识？（下）　　　　
　　　　市场经济与社会重建　　　　
　　　　利益时代的思维　　　　
　　　　房地产博弈　　　　　
　　　　房地产博弈之一：补课后的迷失　　　　
　　　　房地产博弈之二：博弈的主体与联盟　　　　
　　　　房地产博弈之三：另一方的主体与博弈　　　　
　　　　房地产博弈之四：价格是如何被操控的？　　　　
　　　　房地产博弈之五：利益博弈的新手段　　　　
　　　　如何看房市中的需求　　　　
　　　　足球革命与利益集团　　　　
　　　　足球政治之西西里化　　　　
　　　　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　　　　
　　　　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　　　　
　　　　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城市化：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　　　　　
　　　　反思中国改革　　　　　
　　　　断裂与融合：2004年的中国社会


《博弈》　第一部分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孙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的研究。学术成果颇丰，出版专著（含合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主要著作有《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其创新的学术观点和对策建议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博弈》　第一部分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

　　　　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代序）　　　　
　　　　评价改革慎重把握　　　　
　　　　殷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发表后，引起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您如何看待和判断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个讨论在2004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这次医疗体制改革讨论，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问题提得也是相当尖锐的，比如有人责问到：在最近的几年中，除了医疗体制外，还有哪一个部门的改革是成功的？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2004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另一方面是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的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的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人们的敏感。　　　　
　　　　殷练：在思想理论界，近年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对上述改革进行评价的时候，两者也有着相当对立的立场。　　　　
　　　　孙立平：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进行理性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2004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博弈》　第一部分利益集团在扭曲改革

　　　　利益集团在扭曲改革　　　　
　　　　殷练：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和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在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是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殷练：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不一样？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殷练：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说，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