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4372-博弈-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短暂的平等化效应
如同苏东国家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市场机制为下层群体提供的机会以及“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下层最早在改革中受益。这突出表现在，在农村改革中，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在1978~198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52％。在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当时甚至出现所谓“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边缘性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中的受损者几乎不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相对剥夺开始凸现
但市场化改革为下层群体带来的机会是短暂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改革的潜力实际上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的阶段。在1986~1991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2376元增加到70855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27％。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一度有所提高，在1992~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399元增加到192607元，平均每年增长251％，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6％。尽管这一阶段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阶段，但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在城市中，由于受制于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国企的低效率，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快。有资料表明，从1986~1992年间，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这段期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到1994年时，全国就已经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不能足额领到工资。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构成了城市从业人员的主要部分，他们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整个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较低速度。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共同富裕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中受损者开始浮现，但这种受损（主要是农民）基本是表现在相对的意义上。从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市场经济开始活跃，部分个体工商户、早期的私营企业主和90年代初期的下海人员（原来主要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和财富增加迅速，贫富差距也就从这时开始拉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达到038，已经接近04这个警戒线。
掠夺之手重塑利益格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城市中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出现，是始于90年代中期；地方和基层财政的恶化，是始于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加的进一步放缓，是始于90年代中期；而人们所关注的贫富悬殊的严重化，也是始于90年代中期。
学者们经常谈论一个问题：在过去20多年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水平。1980~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速度40和35个百分点。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种背离更突出地是发生在90年代之后。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和75％。GDP年均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的差距不到两个百分点。但在90年代，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将近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差不多只有GDP年均增长率的一半。而且，从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贫困人口，中国城市贫困人口1990年是130万，而1995达到1910万人。二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世界银行最新一份《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准入、政策改革及灭贫策略》的报告指出，通过对中国84000居民的调查，发现中国入世三年来农村家庭的整体平均收入减少了07个百分点，部分赤贫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急跌6个百分点。
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断蚕食初级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皮奥雷等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即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两个市场和部门——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很少发生人员流动。在我国，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主要表现为由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市场和由农民工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城市中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主要由初级市场的劳动力构成，工资相对较高，社会福利相对较好，这些人甚至被称为城市贵族或拟中产阶层。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7~2002年，国有企业总数减少47％，就业人数减少39％，总计减少4145万职工，到2003年总计减少4800万。同期集体企业就业减少1000万。两者相加大约有6000万。取代这些就业人员的，就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而他们工资低福利差。一部分失业下岗者，也流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这样就从总体上降低了工业和服务业中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但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格局的，还不止这个因素。近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掠夺经济的概念来分析我国利益格局的变化。实际上，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掠夺”已经开始成为形塑今天中国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上面通过二元劳动力市场实现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可以看作对劳动者的一种掠夺。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反过来说，这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而实际有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的收入。在最近几年中，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一种更明显的掠夺，据有关方面的资料，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在明确规定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国土资源部11号令开始实施的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面积为124万公顷，其中仍有85％的土地是协议出让。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入平均为每亩2347万元，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以2002年为例，有偿出让的124万亩土地中，倘以50％为经营建设项目用地计算，即62万公顷土地必须全部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那么当年国库就少收了1000亿元的应得土地收入。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这个数字，既可以看作是国家损失，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农民被掠夺的。
《博弈》 第一部分隐性剥夺与贫困加深
隐性剥夺与贫困加深
事实上，对于社会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不仅要看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变化，更要看他们支出负担的变化。几项与人们生活相关程度最大的改革，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进行的，这几项改革对这个群体的影响至为重大。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截至2003年６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１９９８年初的１１２０３万人增加到１５０７７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从７９６１万人增加到１００８０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达到１００９４万人。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缩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社会保障，其中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灵活就业者”。
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在医疗方面，目前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据2000年卫生部统计，现在老百姓看一次病平均要花费79元，住院需花费2891元。其中药费所占比例超过50％。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最近有报道指，至少有50％以上的农民看不起病，30％以上的病人因没钱不能及时就医，60％以上的患者因没钱而不能住院治疗。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有的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
在教育方面，有人曾经进行过粗略的计算，结果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基本还是义务教育，学生每年缴纳的费用只有几十元。到90年代中期，开始收取的学费加上宿舍费，大约500元左右。而到最近几年，仅学费大部分学校都在5000元以上，加上宿舍费和其他杂费，至少要到六七千元。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费用，一个大学生的开销，每年要在万元上下。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现在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7年的纯收入。
住房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事实上使得一部分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甚至包括后来的失业下岗者）成为了“有产者”，这个因素对于确保这批人的生活底线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个改革的过程也存在相当不公平的因素。但近几年中扶摇直上的房价，对于无房者、住房条件极差者以及不得不买房的拆迁户来说，却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距离住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即使勉强买了房子，也要承受极重的经济负担。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因病致贫”、“因教致贫”以及“因房致贫”的现象。
防止从贫困阶层到底层社会的演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结果之一，就是阶层之间门槛的加高以及社会排斥的出现。社会排斥又可以具体分为经济型排斥与社会型排斥。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要防止在过去20多年中由于利益调整形成的贫困阶层由于社会排斥而演变为一个底层社会。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种种很容易使贫困结构化的因素。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也可以分别看作社会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不仅造成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也使得一些人开始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此外的一个因素就是教育。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据9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在最近几年中，类似的现象也开始在城市贫困群体中出现。还有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很容易出现结构化的趋势。利益格局与发展动力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一部分利益格局与发展动力
利益格局与发展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含义之一是说：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调整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含义，才能改变将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才能使构建利益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成为一种自觉。
2004年和2005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
“油荒”所表明的是旧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55倍。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上述数字表明，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