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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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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困难，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宏观的逻辑有效地转化为微观机制，因为就全国而言的宏观逻辑与在地方层面上的微观机制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要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的动力，就需要技术创新，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要减少环境污染。创造内需要调整利益关系等这样的道理，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是谁都懂的，但一到一个具体的地方，逻辑往往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假如有一笔资金，是将其投入到一个粗放型的项目上去还是投入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去？很明显，前者可以出政绩，出财政收入，后者就没有立刻可以见效的收益。同样有一笔钱，是将其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上去还是投入到一个项目上去？也同样明显，前者可以很快带来经济收益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很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后者得到的只是潜在的未来收益。因此可以说，越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不需要花钱的时候，两者很容易一致，需要钱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当然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上就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因素，因为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落实新的政绩观。由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仍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就成为能否形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和落实建构和谐社会具体措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对下负责的社会中，政府的行为会更多地为民意所左右，使经济发展直接造福百姓。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等，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仍然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就是所谓政绩。前些年，在这个政绩中，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几乎压倒一切的指标。为了追求这个指标，大上、快上项目成了官员的首选，效益、环境、社会问题，都只能为其让路。尽管这两三年，提出了新政绩观，GDP的指标有所弱化，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等，仍然是评价官员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标。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其他政绩指标的实现，也往往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贯彻新政绩观，就是造就这个微观机制的首要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仅仅有政绩观或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是用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即便这种指标非常科学，也还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由于近年来倡导新政绩观，加入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有的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财政能力，大量向银行贷款，来铺草坪，建绿地，结果地方财政负债累累，铺的却是严重浪费水资源的草坪。可以说，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完全依赖政绩，无论这种政绩指标多么科学，实施起来都会走样变形。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能够有效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内在结构。由于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健全，从现实性上来说，就是应当发挥和强化地方人大的制约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个结构因素，是因为政府是有任期的。正如有人指出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两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就升不了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有一种天然的短期行为取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关键是要有制约的结构。与政府相比，人大虽然也是有任期的，但人们对人大没有像对政府那样的政绩要求。因而，人大会比政府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未来也更为关心。这就如同在西方，议会也要比政府更加关心环境和教育等问题一样。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尤其要强化人大在审批政府预算上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要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来实现。但就这个问题来说，目前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议还远远不够，有的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
建立转换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还有一个因素也非常重要，就是税制改革。现在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于转换增长模式和建构和谐社会来说也非常重要。虽然这项改革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但实际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我们知道，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但我们现在的税收主要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流通的环节上有一部分，消费的环节上很少，财富的环节上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更多关心上项目，搞建设，而较少关注民众收入的提高，这几乎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在税收和财政的环节上为增长模式转换和构建和谐社会造就与宏观逻辑相一致的微观机制。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
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
2005年的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在网上将几个有关经济社会生活的数字排列在一起。这几个数字都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而是权威性的。
第一个数字：2004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791亿元，比上年增长349％。其中，邮政业务总量566亿元，增长44％；电信业务总量9225亿元，增长374％。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7020万门，总容量达到42亿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4970万户，年末达到31244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1085万户，乡村电话用户10159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6487万户，年末达到33483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64727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1457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51部/百人。
第二个数字：2004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376亿元，增长300％，其中销售给个人增长304％，所占比重为933％。
第三个数字：2003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为14744亿元。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能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比如，全年邮电业务总量达到9791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总量就高达9225亿元。虽然电信业务总量不等于话费的总量，但这将近1万亿的电信业务总量，就达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2/3。在商品房销售的1万多亿中，尽管购买者不完全是个人，但个人购买会占相当一部分。这组对照鲜明的数字，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需要认真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支出与生活水平的关系。在最近的几年中，随着社会中贫富悬殊现象的日益严重，随着城市中贫困群体的出现，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人们之所以重视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因为收入与人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你有多少钱决定了你可以买多少东西，从而决定了你的生活水平。但上述数字在提醒我们，就人们的生活来说，仅仅关心收入还不够，还必须对人们的支出给予关注。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支出的增加会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而这恰恰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某种变异的线索。
有两篇文章是令人感兴趣的。一篇是在网上流传的文章《月薪5000在上海的困苦生活》，是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的自述：他每个月的收入大约5000元，即使在城市中也还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他的开销大体是：每月房租1000（与人合租在市区内），交通费300（坐地铁、打车），饭费200（公司有餐贴），买书买盘买衣服（偶尔）800，交女朋友、跟朋友出去玩1000，手机费200（联通的号），租房的座机费和网费、电费300，寄给家里600（表孝心），最后的结余是600元。按照他的计算，按比较偏远的每平方米7000元的房子算，如果要买上那样的房子80平方米，需要56万，首付168万，就算父母补贴10万，但余下的68万，按现在的存钱速度，还需要113个月，也就是说9年多时间。
另一篇文章是2005年3月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月收入7000元仍过得紧巴巴的上海人》。其中讲到一个叫做吴昊的30岁的白领。他正在为积攒了5年的25万钱是否用来买房而发愁。由于物业费越来越贵，加上每月的按揭，如果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在软件公司就业的吴昊月收入7000多元足够支付4000元的按揭和物业费，但是，还要度过还贷20年的艰辛日子，他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报道说，中国城市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几乎都面临吴昊这样的困境，通常一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白领阶层尽管收入较高，但是，房价的飞速增长令他们成为地产商和银行的“苦力”。报道接着说，小白领吴昊面对的不仅是房价的上涨，他将和千千万万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承受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可能。2004年，主要由投资引起的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居住类价格上涨49％，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105％。吴昊始终不明白7000元的收入竟然还要过紧巴巴的日子，那千千万万个需要住房的普通城市居民日子怎么过？中国经济繁荣，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房价以及水电煤等价格上涨，涨的钱流向何方？
第二，通过价格的掠夺。从一个方面来看，商品有了价格可以方便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可以超越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价格又是实现财富转移甚至财富掠夺的手段。当一个经济主体以一种畸高的价格将一种你必需的商品强加给你，而你向他提供的商品又被压到一个畸低的价格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财富的掠夺是如何发生的了。
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人似乎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房地产热中，就开始有论者指出：围绕着房子的是一场掠夺财富的运动。一网民说到：在这次空前持久的疯涨中，全国房价年平均上涨了9％。在这次房价上涨中，房产商赚得盘满钵满，喜笑颜开。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却是欲哭无泪。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房价这个“怪兽”吞没了。在2005年的油荒中，又有论者指出，中国成品油价格高涨是掠夺经济的最直接表现。在石油企业口口声声赔钱的时候，种种数据表明，石油企业利润巨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最挣钱的，报道说利润接近千亿元，而其年经营额在5000亿元左右，利润率非常可观。以净资产收益来分析，即使是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其优质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为5％~10％；而中国石化的净资产收益，根据其2004年年报为1732；其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为2032％。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就更是如此。
第三，价格的奥妙在哪里？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商品价格是很有意思的。按与国际市场比较的标准，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如电话的通话费。从美国往中国打长途，目前是每分钟15美分，即通话1小时为09美元，不足人民币8元，而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为人民币8元1分钟，通过17911转拨为3元，还要外加市话费。第二类是与国外基本持平的价格，如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即使是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算低。但问题是，中国的房子是由世界上几乎最便宜的劳动力建造的，使用的是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和通过行政手段打压下来的土地价格。第三类是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力和这些劳动力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等。
这三类不同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道理再简单不过，是供求关系决定的。这当然不错。中国的劳动力如果极为稀缺，就不会是现在的价格。而如果提供电信服务的服务商数量多一些，电信资费的价格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居高不下。但问题是，决定供求关系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自然的市场因素？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垄断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电信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的电信无疑属于行政垄断，尽管管理和效率低下，尽管有人说最近几年电信行业在投资上造成的浪费可以修建三个三峡，但都无损于以电信价格实现的财富掠夺。电信这种行政垄断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而房地产的垄断却与此有明显差别，房地产的垄断虽然也存在行政因素，但更多是由市场中的寡头因素形成的垄断。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垄断，也是在未来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会经常见到的一种垄断。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普遍萧条感”现象。从理论上说，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也是我们许多病症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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