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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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领域。但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而且情况似乎还在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所谓足球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革命的契机有时纯粹很偶然。这就是2004年10月2日北京现代的罢赛事件，或者说，就是那个有争议的判罚。然而，从一个点球的判罚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却不是偶然的。足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体育项目之一，就在于它的激烈和变幻莫测。也正因为如此，足球中的误判错判几乎不可避免，有人甚至认为误判恰恰构成了足球魅力的一部分。10月2日这个判罚是怎样的？有关报道详细描述了有关专家的审查情况：在10月2日当晚得知北京现代队罢赛的消息后，中国足协马上要求沈阳方面尽快将这场比赛的录像带送到中国足协，结果国际级裁判周德荃带着比赛录像带和这场比赛监督提交的报告连夜赶往北京，并在3日上午将这些材料提交给足协。10月3日上午，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和负责裁判工作的副主席薛立，以及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和技术部主任、裁委会秘书长李东生都相继赶到中国足协，当国际级裁判周德荃把从沈阳带来的比赛录像带一送到足协，马上组织专家们观看录像对比赛进行审查，以确定责任。一位与会的足协人士表示，因为这次罢赛事件问题很严重，足协领导要求一定要慎重、负责任，所以专家们对周伟新判罚点球的比赛画面反复观看十几遍，最后负责裁判工作的专职副主席薛立仍不放心，又要求看了几遍后，在他说出周伟新判罚没有问题的话后，专家们才结束审查。　　　　
　　　　其实，这个判罚本身是否错判和误判，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足球比赛的特殊性，不能在事后依据录像否定当值裁判的判罚，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则。退一步说，既然多名专家反复观看录像之后还能认定判罚没有问题，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明显的错判。由此说来，中国足协后来对当值裁判周伟新的处罚也就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们更关心的不是错判与否，关键的问题是北京现代的反应方式——罢赛。正如有行家指出的，用罢赛的方式表示抗议，在中国的足球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足球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是对行规的公然叫板。一个俱乐部除非是真的不想玩了，否则是很难有此举动的。但这个行动还是现实地发生了，不但发生了，而且引起了一系列震撼性的连锁反应，并成为这场“足球革命”的开端。对于现代为何有如此大胆的举动，人们有相当不同的见解和评论。攻之者说，这是因为现代财大气粗，更有深不可测的背景，于是就来了个流氓造反；而辩之者则认为，罢赛是一个正义之举，有人甚至说，罢赛是中国足球制度革命的冲锋号，国安失去的是比赛和罚款，获得的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如果能通过罢赛事件厘清球队与足协的关系，并进而推动中国足球的制度变革，那么此次罢赛善莫大焉。　　　　
　　　　两种极端的说法似乎都缺乏根据，我倒更愿意相信，北京现代也许既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也不是无事生非的流氓。靠山再大，也不是随便可以动用的。更可能的是，现代的罢赛也许只是一个无奈之举。所谓无奈之举，就是说无法忍受了。在世界杯上对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打进那个球的误判，英格兰队没有用罢赛来表示抗议，并不是因为那场比赛还没有中国的中超重要，而是知道这是一个偶然，偶然是可以忍受的。相反，现代这次面对的情况显然不同。有人指出了这当中两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第一，近几年来，北京现代在比赛中因裁判的错判误判导致失分的例子已有多次。第二，在足协公布的文件中，北京国安是中国足坛强队中未向裁判行贿的少数几个队中的一个。接下来的推理就可以想象了。于是人们就见到了这个显然并非一时冲动的举动，而且似乎是与“上面”经过沟通之后的举动。问题是，从前面分析的情况看，现代的怀疑不仅是缺乏根据的，而且就这场比赛来说，这种怀疑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　　　　
　　　　然而也正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刻背景，即中国足球已经深陷规则破坏之后的不信任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在最近几年的足球政治生态中，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现在100多万就可以买一场比赛。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阎世铎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现代的罢赛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罢赛和所谓“足球革命”发生之后，有人痛感中国足球中法治的缺乏。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事情的复杂性又远非一句缺少法治所能概括。缺乏规则不一定是没有规则，就如同缺乏秩序不等于没有秩序一样。在《信任的缺失与“黑手党”现象》（《经济观察报》2002年4月15日）一文中，我曾提出一个概念：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的问题绝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的问题。一位著名足球记者对此做出这样的评论：“我始终觉得中国足协之所以体现出一种‘不作为’的现状，最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控制更不消说遏制中国职业联赛中早已超出正常违纪违规范畴的种种行为。比如，如果将中国职业足球比作一个农贸市场的话，中国足协的功能只不过是一位农贸市场管理员，其作为最多就是对于一些摊贩缺斤少两、偷税漏税的行为实施罚款，但如今的中国职业联赛早已经演变为一个随时随地有人欺行霸市、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甚至强奸杀人的‘黑市’，难道你能指望一名市场管理员挺身而出去实施严厉打击并借此恢复秩序？”事情显然不简单。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这次足球革命无疑是由资本发动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这场革命将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变革，中国足球“革命”成功要依赖资本，也唯有资本才能颠覆现状。不错，在当今的中国，资本是唯一能够向权力叫板的力量。而且，资本能够如此张扬地向权力叫板，在中国，足球可能也是唯一的领域。　　　　
　　　　然而，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我们曾经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形成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关系不仅左右了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而且成为定型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格局。足球就更不例外。由此形成的潜规则是，在这种联盟中轻易不能翻盘，尤其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翻盘。然而，这样被忌讳的翻盘却在球场上发生了。　　　　
　　　　在我国，资本对足球的介入始于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白云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之后，太阳神公司以200万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随着足球市场化、职业化的呼声日高，不少企业在足球上不惜掷下重金。但客观地说，那还算不上对足球的经营，企业看重的是冠名的广告价值。如果与中央电视台动辄上亿的“标王”广告相比，一个大企业在足球上几百万几千万的投入，也不算奢侈。而且，企业介入足球还有利于获得政治资本。一些城市的官员把足球看作是自己的脸面，如果一个企业肯把这个脸面给打扮漂亮，就等于与当地的领导攀上了关系。在一个权钱密切结合的社会中，这种收益是难以计算的，仅仅是批地皮和减税就是可观的回报。就这样，虽然人们很难说清哪个企业在足球上获得了高于投入的收益，但对足球的投入仍然乐此不疲。而这些介入足球的资本，明明也知道中国的足球短期内难有起色，甚至也明白中国足球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能忍则忍，反正功夫在诗外，基本的默契一直维持着。　　　　
　　　　而这次的翻盘，实际上意味着联盟的底线已经被打破。这就涉及到其中的两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期望值变了，有人不满足于玩票了，而是要真正把足球当作一个可以赢利的买卖来经营了。有人这样来描述徐明的生意经：2002年，徐明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这个价格甚至还不及队中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个人身价。一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八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有人说，光这张牌照就不下4000万，何况队中还有具很大升值潜力的若干年轻国脚。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不仅不是天然赔钱的，更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明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在徐明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六支顶级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第二，是球场变了。经过对职业化的一番鼓吹，水平没变的球员的报酬直线上升，一个稍微像点样子的球队，一年就得上千万地烧钱。投资大连万达七年的王健林沉痛地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投资人完全变成了提款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愿做傻瓜的资本就开始萌生退意。所以有人说，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　　　　
　　　　关键的问题是联盟，这是另一个联盟，即足球场上资本的联盟。当现代高调罢赛的声音发出之后，中国足协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这还是当今中国行政权威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处理轻了，足协的脸面全无，此例一开，以后俱乐部一不高兴就罢赛，局面就不可收拾。但如果处理重了，后果就更是难以预测。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说的国安的背景以及中国的足球联赛能不能缺了首都的球队。实际上，足协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如果资本纷纷撤资，俱乐部纷纷退出，结局就将是毁灭性的。而足协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要求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要求中国足协公布历年财务状况报表”“停止今年中超降级”等今年中国足球比“国安罢赛”更为刺激的字眼如暴风骤雨般的袭向中国足协！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

　　　　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　　　　
　　　　“足球革命”的最新消息是，革命家谋划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第四次投资人会议，酝酿新的联赛。此消息据说是一位革命派的老总透露出来的。　　　　
　　　　其实，在北京结束的第三次中国足球投资人联席会议上，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中远、辽宁等俱乐部高层组成的“改革派”，终于明确了自己“踢开足协搞联赛”的目的。“如果足协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安肯定不玩了！”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国安的态度，而实德董事长徐明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如果国安退出，我们实德也一定退出！”其实，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投资人会议上，中超七家主张改革的俱乐部已达成共识：无论足协如何应对，他们都要共同进退。这就意味着，一旦足协改革不力，七诸侯将集体退出联赛。　　　　
　　　　然而，现在革命的情形很尴尬。革命的一方紧锣密鼓，革命的对象却不理不睬。原来在革命家开会谋划的时候，革命对象总要有人在值班室收集信息，即使是双休日也不例外。但当第三次投资人会议召开的时候，革命对象的办公室中已经是空空如也，革命对象们悠闲地享受着双休日的时光。因此，如同以前多次革命派透露消息一样，话虽然是对着媒体说的，却总会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听众。　　　　
　　　　正因为如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表示：“这次会议（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肯定会涉及到我们自建新联赛的内容，当然前提是足协坚持不与我们沟通，不采纳积极意见或建议。”据报道，有关新联赛构想的具体内容，这位老总以“有待进一步商议”为由拒绝透露。至于会议的其他内容，这位老总表示：“毕竟是10天后的事情，我们要看看事态发展的情况再具体确定。”要看的是什么？还是革命对象的反应。　　　　
　　　　研究社会变革的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改革，二是革命。自上而下的谓之改革，自下而上的谓之革命。而这次中国足球革命的发起者，却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叫做“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实，这里的自下而上是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相对于行政上的权力来说，市场中的资本都不能算是上。所谓自上而下，只不过是为获得合法性寻找的一个说辞。而革命才是真，因为这是真正的以下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