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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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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不成任务就没有奖金。所以有的医生会和医药代表有联系，医院有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关于敏感的回扣和红包问题，虽然业内人士一般不加以否认，但他们认为，能够得到回扣和红包的，只占医护人员中一个很小的比例。
既然医院和医生都不是受益者，那么受益者在哪里？这就涉及到流通环节。从药品包括其他医疗用品的出厂价到医院的零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媒体上曾经有许多披露。而这无疑是医疗行业利益链条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位专家以关节置换手术为例，说明这个链条的关键点之所在：“全部费用53万元，医生的技术劳务费1790元，检查化验费1600元，床位费500多元，药品费4300元，材料费41900元（进口关节）。”在这当中，“材料费占去了全部费用的786％，技术劳务费只占35％，检查费占3％，床位费占1％”。显然，药品和医疗耗材才是患者需要支付的最主要部分，而这两个部分中的利润空间显然早就被一个庞大的共生群体所看好，而医院，不过是衍生出来的“生物链”具体与患者发生关联并呈现出来的末端而已。这个链条上的价格控制，并不是由医院说了算。一位专家说：“我国虽然还很穷，但部分医用消耗材料，如血管内支架价格在全世界竟排到第二位！血管支架在我国现行价格为18万元人民币，而在产地美国却是08万元人民币。1万元是如何多出来的？扣除税费及医院赚取的管理费，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你说看病能不贵吗？”
尽管对上面一些当事方的说法要打一些折扣，但将这几个方面的情况碰到一起，就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进行了几年的医疗改革，难道就成了一场只有输者没有赢者的战争？至少就表面的情况而言，几个最主要的利益主体，患者、制药企业、医院、医生，都不是真正的赢家。问题是如何分析和看待这样一场没有赢者的战争，因为只有输者没有赢者的结局从常识上就很难解释得通。这当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政府是实际上的“利益获得者”，因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甩掉了公共医疗的财政包袱。这一方面表现在医院得到的政府拨款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用于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支在政府全部公共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二，除了政府之外，一条隐形的医疗利益链实际上是存在的，而这个利益链存在于从医药用品的流通到使用的各个环节。对于其中的黑幕，已经有多方面的披露。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利益链中的受益者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而且人数相当有限。如果人数有限而利益本身是巨大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其个体获益者的获益数量是巨大的。
就此也就提出中国改革中的一个基本模式问题。如同医疗体制的改革一样，我们一些领域的改革事实上不是以建立一种新体制为目标，而是以减轻财政包袱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设计的实际上是只能高度不规范运行的安排。而这种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成本和资源的浪费都相当大的体制。医院中对普通病症频频进行的劳民伤财的“高技术”式的检查，就是最常见的例子。进一步说，这种新体制不仅成本是巨大的，而且会由于体制的非规范化而导致社会生活的失序。和谐社会：从单一中心时代到多中心时代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和谐社会：从单一
和谐社会：从单一
中心时代到多中心时代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说2003年影响中国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概念是科学发展观的话，在2004年，这种新的发展观中的部分内涵，则通过建立“和谐社会”的概念而得以具体化和深化。在过去的一年中，“和谐社会”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件和媒体上，并逐步显示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因而其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一个相当现实的背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
过去20多年改革实践表明，市场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整合的机制，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形成的机制，亦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在不断加深：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同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事实上，近两年有关的研究表明，这个趋势仍在进一步持续。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当说，这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之一。
从单一中心时代到多中心时代
由新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所标志的我国社会生活和发展模式的转折，是根本性的，即中国正在由过去的单一中心时代转向多中心时代。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单一中心的时代。在改革前，我们这个社会是以政治或阶级斗争为中心，于是整个社会都成了阶级斗争的舞台：政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街道居委会也成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单位。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的一切都要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下，甚至家庭和个人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政治化。
改革以后，社会的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上。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经过20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终于知道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而且，至少就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来说，很多社会问题也确实是由于经济的不发达造成的。因而，在改革后的10多年中，经济建设成了全国的中心。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堪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快速而持续的增长过程。而且从目前来看，这个增长过程持续的时间可能比上述国家和地区还要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明显的。这包括政府职能的畸变，社会生活的紊乱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一系列问题。
多中心的时代相对于过去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价值的层面上它意味着除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价值开始确立，从结构上来说它意味着市场、政府和社会职能的分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形成。在这样一个时代，市场和企业当然仍然是以经济为中心，但政府将要开始更多地承担起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这就是近些年来人们讨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涵义。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好转，总体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好转
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好转，
总体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影响2004年收入格局的几个基本因素
在2004年，有三个因素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第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尽管从年初开始，中央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着，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sinacn 2005年01月25日10：51 来源：新华网。第二个是通货膨胀。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涨幅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从构成看，食品价格上涨99％，其中粮食价格上涨264％，肉禽及其制品上涨176％，蛋上涨202％。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房屋销售价格上涨97％sinacn 2005年01月25日10：51 来源：新华网。因而，通货膨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影响远比上述数字表明的要大。第三个就是新一届政府采取的一些相对来说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
因此可以说，在2004年上半年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社会政策这三个因素的组合。对收入格局影响最直接的还是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的组合。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改善
在2004年，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由于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的人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幅反弹，扶贫和减贫工作受到格外重视2004年3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部署社会关注困难群体工作时，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农村3000万贫困户的定期救济基金做出专门规定，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单独立项，要千方百计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可以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切实措施。
而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方面更具有实质和长远意义的，是农业政策的调整，包括工业反哺农业理念的形成。2004年初，在时隔18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问题。在文件中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对农民直接补贴等。这些措施将对改善农民收入情况起到直接的作用（经测算，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工作推进顺利。2004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此后，财政部提出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西藏自治区建国以来一直享受免征农业税的待遇），１１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３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１个百分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随即，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五个省份宣布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统计显示，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2003年全国农民共减轻农业税负担约２８０亿元，农民普遍“减负”达３０％以上。2005年元旦前后，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湖南、江西、青海等省市区相继宣布从２００５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至此，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已有２２个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
在宏观政策及其他因素推动之下，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在八年徘徊之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sinacn 2005年01月25日10：51 来源：新华网。农民收入增加的实际意义将会因下面两个因素而打折扣。第一，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浇地、耕地、播种、化肥、农药、收割等投入会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第二，相当一部分粮价上涨的好处被中间的流通环节拿去了，农民真正享受到的粮食涨价的好处并没有表面数字表明的那样大。。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也普遍被认为是最得人心的政策之一。在《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报告》的网络问卷调查中，问到“2004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经济政策”时，“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和“农民增收1号文件”，分列第一二。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农业税减免、国家的补贴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其在2005年的可持续性则是个问题。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解决，远不是上述几个措施能够奏效的。
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达到300万，创五年来最高但中国目前贫困线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其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着重在11个重点贫困地区对342万人次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并利用187亿扶贫贴息贷款推动产业扶贫，实践表明，去年全国592个贫困县农民收入增幅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sinacn 2005年01月07日21：29 中国新闻网。。但同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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