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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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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次房地产调控中，硬碰硬的实质性博弈开始出现了。在直到笔者发文时还没有最终结果的房地产博弈中，由于上述挟持、绑架、要挟等博弈手段的使用，使得目前这场博弈的过程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不得不多有顾及，既要投鼠又要忌器。而利益博弈手段的变化，形象地表明我国社会中利益博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利益博弈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两个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市场是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它主要相对于再分配机制而言。在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中，需要将社会中各种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再分配。在那样一个时代，虽然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也有不同的利益，但社会的利益格局主要不是依据利益博弈形成的。而当时的利益博弈主要是在行政的框架而不是在社会的框架中进行的，如当时经常讲的条条块块以及条块关系，就是其中的框架之一。当市场取代再分配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时候，利益的分配已经主要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是市场和社会中的利益博弈。同时，社会的分化在加深，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开始形成。在这样的时候，市场和社会就成为利益博弈的基本框架。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举个例子来说，人们很难想到艾滋病与利益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不然，最近李楯先生就提出一个问题：警惕利益群体剥削艾滋病。也就是说，要警惕艾滋病也在成为一种利益，一些相关的群体在瓜分这些利益。根据有关资料，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9067例。而2005年国家对于防治艾滋病的财政拨款达到81亿元。平均起来说，每个艾滋病患者约为1万元。这还不算一些国际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项。然而，在这样大投入的同时，很多贫困的艾滋病患者还是不能得到免费治疗和药品供应。李楯先生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大笔善款被不负责任地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低水平的重复上。比如，一些艾滋病研究项目，在展开之前并不认真调研过去的资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才发现前人早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做到强强联合，或是强弱联合，而一定要“弱者”来干？也许只有一个理由，本位思想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更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警惕，一种新的利益群体正在形成：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吃艾滋饭”的人。对于世界性的扶贫工作，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说形成一个“扶贫产业”，贫没有扶好，却白白养活了一大批人。希望不要让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个“产业”，养成一批人靠艾滋病白吃饭。
当一个社会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使利益博弈合法化，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合法的舞台，利益博弈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如何制定，国家如何面对利益博弈等等。
从这次房地产博弈来看，要使利益博弈能够健康地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
政府的超越性与公正性。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国家是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与目标的主体。这就是国家自主性理论。但国家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主体与作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利益关系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与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直接介入市场活动甚至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有直接关系。如征地、拆迁等事务中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大都与这个因素有关。因此，在利益博弈时代，政府的超越性是使得利益博弈能够健康公正进行的前提条件。同时必须认识到，不同层级政府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政府介入房地产炒作，与房地产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有直接关系，而这又涉及地方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政绩。但对于房地产泡沫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却缺乏应有的关心。这是因为这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危机只有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才能表现出来。而中央政府却不可能对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能的危机坐视不管。
利益主体发育的均衡问题。上面我们对房地产调控中利益主体的轮廓进行了描述，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利益主体的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介入，市场中的博弈几乎是一边倒的。更确切地说，强势群体的强大，不是由于其自身能量的巨大，如从经济实力说，俄罗斯寡头的实力可以达到几百亿美元，而中国的强势群体经济的实力要小得多。从这次房地产博弈可以看出，强势群体显得过强的原因是因为弱势群体的力量过弱。而弱势群体力量过弱的原因，在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由于利益主体发育的不均衡，就可能造成一些群体对政府的决策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群体的要求则无法或不能充分地在决策中得到体现，其结果就是政策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
利益群体的发育。据报道，2005年６月５日，国内颇负盛名的房地产商民间组织——中城联盟数十家会员单位的老总聚首万科总部，研讨当前形势和对策；６月６日，国内另一有影响力的房地产商民间组织——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的成员召开座谈会，主题是“房地产企业自律、诚信”，实际研讨的也是形势和对策。这表明，我国的利益博弈在开始以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必须看到，以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利益群体可以将分散的利益要求凝聚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利益博弈的规则化。有规则的利益博弈是市场秩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利益博弈将成为一种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利益的合法性在我国已经得到承认，但利益博弈的合法化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当务之急，不是禁止利益的表达和博弈，而是需要为利益的表达和博弈制定规则，设立制度安排，从而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一部分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1）
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个定型化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改革都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与一般的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的转换。这就注定了这样一场改革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是根本性的。过去的利益格局建立在再分配的基础上。而市场化改革则意味着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的利益格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处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转折点的意义就在于，从这个时候起，改革以来开始不断发育、分化和演变的利益格局，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界也曾进行了许多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非常不稳定。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相对稳定的阶层逐步定型化下来。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将目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这个阶层划分的框架，大体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果。而且，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们说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具有下列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在20世纪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美元～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这种定型化的社会分层现象浸透到最不讲究身份阶层的大学校园之中。有人将目前的大学生概括为大学里的五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的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谈论阶层内部的认同问题，还很困难，因为目前缺少有关这方面的全国性调查研究。但我们可以运用另外的一些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大致的分析。首先，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有的调查是直接就阶层意识进行的，有的则是间接涉及这个问题。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在这个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就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将职业作为区分社会分层的最主要标准，而是将财富和权力作为首要的标准。这可能也大体反映了目前我国在社会分层上的某些特征。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
而在一些社会心态中折射出来的对于阶层和社会分化的认知也可以曲折反映出目前阶层认同的形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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