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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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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院里度过的。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它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印象中最初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八、九出之多。    
    1935…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沦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但是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2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 (当时每一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至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 (倒第三) 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圆。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第14期,1938年12月7日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文化人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10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文化人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 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面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神导片、古装戏曲片、绿录片等,既有《白芜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1尺,付片2分钱1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于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人,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共68;000个座位。它们分布于18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 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2角到3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十二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 、维多利亚 Victoria 、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 (Ladislaus Hudec) 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货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电影票价    
    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    
    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    
    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    
    日场:7角、5角、3角、1角;    
    夜场:8角、6角、4角、2角;    
    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    
    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6角,日场为7角…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2角。    
    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    
    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    
    根据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 9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    
    “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专设常演之处,亦无多多。于戏园中加演之余,则东安、西安市场中间或有专演者。看资则贵贱不等。大抵专门常演之处,则取资贵,优等须8角,头等4角,二等2角半,起码铜元12个。其稍便宜者,则以铜元为标码,头等24枚,二等20枚,三等12枚。”    
    电光影戏之专演者(两处):平安电影公司——东长安街,大观楼电影公司——大栅栏。 加演者:三庆园,升平电影(场)——大栅栏南,庆乐园,华安电影(场)——大栅栏中。    
    又,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出版的《北平指南》第八编所载“戏园电影院”条目,摘录如下——    
    “北平电影院价目,平时最高者5角,最低2角。有加演特别片时,加价不过1圆而已。”电影院列出十家: 中天电影院——绒线胡同,真光电影院——东安门外大街,平安电影院——东长安街,中央电影院——北新华街,吉祥电影院——东安市场内,春明电影院——东四商场内,大观楼电影院——前门外大栅栏,青年会电影院——米市大街(即后来的光陆电影院),通俗教育馆电影院——钟楼,国货陈列馆电影院——前门箭楼。    
    其中设备最好的真光电影院,票价大体分三个档次:一等是专利特轮名片,即“只此一家”上映的获奖的世界名片,如《赖婚》、《自由魂》及后来的《乱世佳人》等,最高票价银洋1。5圆,最低6角;二等价是多家上映的头轮片,最高1圆,最低5角;三等价是复映片,最高8角,最低4角。那时银洋2圆可以买一袋面粉 (注:合40斤)。1922年3月曾举办特场电影,上映《书痴福》,最高票价5角,最低2角。       
    30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30年代,由于一批左翼作家、演员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迈进了新阶段。上海成为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1931—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电影小组,剧联成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沈西苓、赵丹、魏鹤龄先后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1932年,田汉、阳翰笙等作为严春堂的总顾问,筹建了艺华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生之意志》、《肉搏》等影片。金郑君里等分别在联华公司当演员;汤晓丹、司徒慧敏则进入了“天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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