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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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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220圆，23）陈瀚200圆，24）叶浩吾180圆，25）黄节180圆，26）包玉英180圆，
第三部分
27）［字不清、似为沈尹默］280圆，28）关应麟280圆，29）马裕藻240圆，30）费家禄240圆，31）刘三200圆，32）程演生200圆，33）刘文典200圆，34）魏友枋200圆，35）刘复200圆，36）钱振椿140圆，37）孙国璋140圆，
第四部分
38）朱家华200圆，39）朱宗莱240圆，40）魏友枋200圆，41）温宗禹300圆，
……［中断存根第67－82号，共缺16张］
第五部分
42）罗惠侨240圆，430钟观光240圆，44）龚安庆240圆，45）沈士远240圆，46）杨增敏240圆， ……［中断存根第91－118号，共缺28张］
第六部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7）
47）吴曾勋220圆，48）郑寿仁240圆，49）黄振华200圆，50）龚湘180圆，51）郭汝熙240圆，52）黄国聪240圆，53）韩述祖240圆，54）林损220圆，55）伦哲如220圆，56）陈怀220圆，57）陈清文200圆，58）王彦祖200圆，59）柴春霖200圆，60）梁敬淳180圆……
以上，是从第一手的“薪俸存根”整理的结果。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查清楚1919年9月份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数据。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45张存根缺失。由于月薪分两次发放，估计名录缺少20多人。他们究竟是谁？残缺的薪俸数据能否步补充呢？我尝试给出尽可能完整的答案。
设法补充薪俸名录
我搜集并整理了散见于国家档案馆、北大档案馆和个人收藏的 “北京大学文科一览” 和“北京大学法科一览”（1918…19年度）两种非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但是可惜至今未能找到另外一半资料，即“北京大学理科一览”、“北京大学工科一览”两部分。我还找到了残缺不全的“1920北大三院一览”（缺少“北大一院”、“北大二院”两部分）等等，可以跟我发现的《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
在上述60位教授之外，可以补充的名单如下——
61）夏元瑮［理科学长］350圆，62）王健祖［法科学长］350圆；63）黄侃280圆，64）张相文280圆，65）马寅初280圆，66）黄振声280圆，67）左德敏280圆，68）黄右昌280圆，69）胡钧280圆，70）陈启修260圆，71）张祖训260圆，72）朱锡龄260圆，73）杨昌济240圆，74）沈兼士200圆，75）何尚平140圆，76）温宗禹［工科学长］300圆。 ［整理者注：陈独秀原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薪300银圆，但于1919年６月离职，所以没有列入这个名单。］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员待遇
我搜集并核实、整理了《1918…1920年北京大学教员月薪统计》，跟我发现的几百张《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
北大教员在五四前后，仅分为教授、讲师、助教三种。
教授和讲师都要开课。助教不开课，只在教授指导下，担任预定的助理。教授与助教是专职的，按月发给薪水。讲师是兼职的，按授课钟点给予酬劳。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不过非专任而已。有些讲师的资格水平本来很高，但因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仅请他每周来校担任几点钟的功课，亦称讲师。 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到北京大学文科兼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若干政界或司法界人士，兼任法科讲师。北大教授若转到其他机关任职，则也改为讲师。例如秦汾（景阳）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后调动到教育部担任参事，便改为北大讲师。
有的回忆录称：“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280银圆，也有每月260圆或240圆者”。实际上据我考证，并不完全如此。北大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银圆。本科教授自280—180银圆，预科教授自240—140银圆；
助教授分为6级，月薪从110银圆—50银圆；基本上每隔一两年递升一级。
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5银圆不等。
1919年，北京大学教师待遇的具体情况可归纳如下——
一级教授有：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等，月薪皆为２８０银圆。
二级教授有：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等，月薪皆为２６０银圆。
三级教授有：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华、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等，月薪皆为２４０圆。
四级教授有：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等，月薪皆为２２０圆。
五级教授有：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等，月薪皆为２００圆。
六级教授有：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等，月薪皆为１８０圆。
讲师待遇按每小时5圆计算。那时侯讲师不上课时一般无薪水，所以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以外，可领到两学期（9－１０个月）的薪水。举例如下——
１９１９年９月，发给讲师梁漱溟讲课费１００圆；崔实１２３圆，张菘年１４０圆，秦汾１２３圆，梁钜屏８４圆，罗文干１００圆，李季５６圆，等等，属于按时计算的报酬，并非固定薪水。
助教的薪水，为每月50圆至100圆之间，基本上逐年递升。１９１９学年如林彬、杨铎、袁镇壹、龚开平等，皆为５０圆；张菘年、严毅、鲁邦瞻等，皆为60圆；张庭济、王启常、邱培涵等，皆为７０圆，等等。
20年代初，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圆即可维持。如每月用100圆，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20余间，租金每月不过20多圆，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1圆。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圆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圆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20年代已经有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夷初），副主席谭熙鸿。北洋军阀政府常积欠教育经费（欠薪），该会议的重要任务便是向政府索薪。
教育界为索取欠薪向政府抗争
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北京文化人展开了“索薪”斗争。
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大等八所国立大专院校教员的欠薪。
据当时教育部员陈诒先回忆：“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教育次长傅岳芬代理教育总长职务期间“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次日天明，我们轮流值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到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
１９２１年４月８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６月３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６月３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这一事件，蒋梦麟《西潮》和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等回忆录中，都有记载。８月１５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
曾在蔡元培时期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后来继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教员支持的。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8）
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育部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当时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鲁迅日记》到１０月２４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
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全体公务员因薪金拖欠七个月，屡屡向教育总长马邻翼催促无效，于是一律停止办公。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八校因上学期７月份所欠经费和１０月份经费分文未发，１１月到期无着，加上教育部罢工、部长辞职，异常窘迫殊难维持，各校长特呈文政府要求速拨经费，并请任命教育长官。１２月１６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十五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２１日教育部召开全体公务员大会，决定一面通电全国，申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一面呈文政府、国务院，提出全体辞职并索还欠薪。
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教育部拖欠部员薪水的情况：１９２０年他共收入１月至９月教育部薪水２６４０圆，平均每月２２０圆，拖欠３个月的薪水９百圆。１９２１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４９０圆，平均每月２０７圆７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教育部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
到1922年３月初，交通部停发原定的教育月基金２２万银圆，蔡元培呈文代八所国立院校索薪。北京市各公立小学校长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落，向京师学务局提出集体辞职。
1923年１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学界爆发了“挽蔡驱彭”运动。１９日，北大、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军警包围毒打，三百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驱彭运动”。
《鲁迅日记》载，本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０９４圆，平均每月１７４圆５角，累计拖欠九个月。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８日鲁迅发表谈话《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窘况。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９日，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又以端午节将至，部员生活极为窘迫，于是召开全体大会，决定由“索薪会”派人轮流赴财政部索薪，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全体罢工。可见事态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鲁迅于1926年１月１５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１月１６日上午，鲁迅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要求国务院在阴历腊月二十四日前补发四个月欠薪，当天须发两个月现银。交涉一天，才由教育总长易培基出面答应到腊月十日发一个月欠薪，到二十日再发一个月。鲁迅后来在《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谈到这次索薪的情况。同日教育部发布对于鲁迅的“复职令”，他控告章士钊一案初步获胜。1926年７月鲁迅发表《记“发薪”》，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９２４０银圆（约合今３２万多元。）
北京大学及其他国立院校拖欠教员薪金的情况愈演愈烈，例如在北大担任讲师的顾颉刚，月薪应为一百银圆，但是据他的日记所载，１９２５年领取薪金的帐目如下——
１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６月17日取22圆，6月25日取70圆，7月16日取８圆；
２月薪金：拖欠４个月，到６月２４日取１００圆；
３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７月１６日取３２圆，８月１０日取４０圆，９月９日取２８圆；
４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９月９日取３７圆，１０月２日取６３圆；
５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１０月２日取３７圆，１１月１２日取３５圆，１２月２日取２８圆；
６月薪金：拖欠半年分五次领取，12月２日取37圆，12月21日取圆，次年（1926年）１月８日取１２圆，１月２０日取２０圆，１月３０日取１６圆；
７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次年１月３０日取５８圆，２月２日取２６圆，２月１２日取１６圆；
８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四次领取，到次年２月１２日取６４圆，３月２９日取１５圆，５月１２日取１３圆，５月１７日取８圆；
９月薪金：拖欠八个月后分两次领取，５月１７日取１９圆，６月１４日取５５圆，尚欠２６圆；……
顾颉刚如此，其他讲师教授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不得不另谋出路，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日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８月离开北京南下。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堕落濒于灭亡。
北伐战争之后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此后出现了一段比较安定发展的局面，中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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