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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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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真光电影院职工的月薪
电影放映员月薪１５－３０圆。讲画师（默片放映时担任内容讲解的）月薪３５圆。勤杂工月薪最低１０圆。一般职员月薪３０圆以上。（那时一袋面粉价２圆）
另有在大光明电影院卖说明书的小孩子，每份说明书２分钱，提成十分之一，每天能挣上２、３角钱。肚子饿了就到西单饭摊子上花一角钱吃上一顿。
国剧（京剧）票价
２０－３０年代，北平公演京剧（当时称国剧、大戏、平剧）的高档场所是：第一舞台、开明大戏院、真光大戏院等。
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东的“开明大戏院”，是中日合资的西式建筑，可容纳观众８百人；影戏合营。观众席为新式单座折叠椅，二楼设包厢。票价：楼上散座１圆５角，包厢４座８圆（每人２圆）；楼下前十四排每位１圆２角，后十排每位８角（根据《晨报》刊登的开明大戏院广告）。
“第一舞台”位于北平西珠市口大街中段（柳树井），观众席有３层，共容纳二千六百人。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介绍：“这里的一切建筑、灯光，完全模仿上海三马路大舞台的形式。……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这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最新式的一个戏馆子了。”
第一舞台是上演义务戏募捐济贫、赈灾次数最多的一个剧场。例如，在1930年11月17－19日，梨园公会在第一舞台为辽宁、陕西、北平水灾举办３场筹款赈灾义务戏。出场的有梅兰芳、萧长华、杨小楼、尚小云等名角大反串。由于是募捐，票价比平时高出好几倍：特级包厢６０圆，一级六座包厢３０圆，一级四座包厢２０圆，二级包厢２４圆，三级包厢１６圆，正厅４圆，中厅３圆，旁厅２圆，木炕２圆，后背１圆，三楼一律１圆。
1931年初第一舞台一场义务戏的收支情况是：票款收入2537圆，世界红十字会捐款一千圆，上海大舞台经理黄金荣捐款一千圆（由梅兰芳返北平时携回），梅兰芳捐款1330圆，共收5867圆。散发给艺人、职工困难户917人，每人４圆；伶界孤寡120份，每份５圆。余下1599圆作为梨园公会经费。
西餐的价格
1938年春，长安大戏院的２楼和３楼改建为“长安大餐厅”。按照西洋餐厅的标准装修布置，供应西式大菜和套餐，可同时接待上百人。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菜单，价格如下：
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５角；
一汤二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７角５分；
一汤三菜、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
一汤三菜、小吃、水果、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２角；
此外，长安冰棍机房（进口现代化设备）日产冰棍８千支，每支售价３分钱。
酒菜价钱
３０年代北平通行的酒主要两大类：（一）烧酒，就是白干，又称“高梁烧”，是老百姓都欢迎的传统酒类；（二）黄酒，主要是南方传来的绍兴黄酒，饮用者大多是中上层文人。
北平零卖白干烧酒的平民化酒店称为“大酒缸”，经营者多半是山西人。著名的如大栅栏口同丰号，零卖碗酒，以茶碗盛酒，每碗仅２０枚铜子（合不到５分钱），酒味之醇厚，堪称第一。下酒菜有多种多样，每大碟３枚铜子（不到１分钱）；热菜最贵的有定制“苏造白鱼”，每尾６角。此外食品还有“清水饺子”２０个一角钱，俗称“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山西馆子拿手的“刀削面”和“拨鱼儿”加肉汤，２－３分钱一大碗。
黄酒馆子主要卖绍兴黄酒，分为女贞陈绍（竹叶青等）和花雕（据知堂老人周作人考证：绍兴当地并无花雕之名），以年代定价值的高下，最远的据说有６０年陈绍。价钱最便宜的２角８分一斤，最贵的４－５圆一斤。但在饭庄菜馆喝黄酒却没有准谱儿了，以字号大小定价，普通的要４角一斤，也就是酒店里卖２角８分的那一种。除了绍兴黄酒以外还有山东黄酒，每斤２角或２角４分钱；酒味淡薄，和山西特产的汾酒，同为“大酒缸”的附属品。再便宜的有号称“玉泉佳酿”的北京黄酒，以护国寺西口“柳泉居”和崇文门外“仙路居”最有名，酒价每斤１角７分。
有以麻雀做下酒菜的，１９３７年一圆钱可买麻雀１００只。一圆钱可在东华门大街金华楼吃春饼，带一大“什锦盒子”的熟肉菜。一圆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梁红”肥大螃蟹，伺候十分周到。一圆钱还可到“烤肉宛”或“烤肉季”、“烤肉王”饱尝烤肉，其实只要几角钱就足够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十）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1939年６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４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１）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４百圆（合今人民币1万2千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３百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２百圆）、茅盾等。
（２）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３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２百圆（合今人民币6千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３）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 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千6百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４等升为３等；夏衍、胡风（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千8百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上海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4…5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一百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14，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１百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１百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１百银圆＝98日圆，1934年初１百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１百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１百圆法币都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 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索和逮捕），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１００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一千多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作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１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一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一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同志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引自关露《我想起了左联》）
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他说：“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９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１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１０来个铜元（合４、５分钱）；总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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