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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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一）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　　　　
　　　　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按：黄金一两可换一百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处。”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二）冯毅之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学潮宣传革命，被通缉。于１９３０年夏天　　［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斑；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６０人左右，地址在发租界环龙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　　　　
　　　　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４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１０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　　（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２０圆，高兴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又他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２０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山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三）王尧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２０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６０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页）　　　　
　　　　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１０圆，每月个人伙食费也需要１０圆左右。　　　　
　　　　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共党团成员、组织部长，［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由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田汉幼年丧父。母亲把一床印花布被单和一件毛蓝布衫送进当铺换３块钱，又借债１０银圆，在长沙北门外开个小茶店，养家糊口。　　　　
　　　　１９１６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３６银圆，后来增加到４０多银圆。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留学日本６年后学成归国。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２００多银圆。在哈同路民厚北里４０９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３０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由此田汉的家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２０－３０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２００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１９２４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８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１９２５年又办《南国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３００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１９２７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２０银圆，共得８千多银圆。然而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４００多银圆，拖欠３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１银圆，总共收入１２５０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５０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３００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６角－１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从１９３１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４部电影剧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２００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３部影片，和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电影插曲。　　　　
　　　　１９３５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４０万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银圆，以维持生活。　　　　
　　　　但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同志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　　　　
　　　　“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　　　　
　　　　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一圆（合今人民币30元）、六角（合今人民币18元）、三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万5千元），座位大约一千个。《复活》公演十二场，赢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