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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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万5千元），座位大约一千个。《复活》公演十二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万1千元）。　　　　
　　　　［附记］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圆。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可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２块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５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沈端先从工业学校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１银圆＝１·２日元），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３等舱、火车３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交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３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一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一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２千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千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３０年间创立上海艺术剧社，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２毛小洋”即２角钱。　　　　
　　　　１９３２年淞沪战争结束之后，夏衍从闸北区唐山路搬家到法国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２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２５０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８千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３０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千元以上。　　　　
　　　　１９３４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１００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懒寻旧梦录》）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刊《救亡日报》，由国共两党各出资５００圆做为开办经费。１８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１００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６０圆（当时大米７圆一担１００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３０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１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周扬）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段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　　　　
　　　　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２０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１０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化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４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屠（梅志）同居，住进巨赖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化费５０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起应）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接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　　　　
　　　　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莱斯路合大里２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１３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１０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一角钱两包的普通烟。　　　　
　　　　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１美金＝４圆国币）。（２９２页）　　　　
　　　　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熙路静安寺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３０圆，胡风每月要多写１万字（千字３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　　　　
　　　　要支付每月３０圆房租，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芸兰坊一处前楼２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３圆。　　　　
　　　　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拉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３楼，周建人一家住２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　　　　
　　　　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　　　　
　　　　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１９３０年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