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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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代后期，国内局势十分动荡，北大处在风雨飘遥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士兵强奸，案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北平各校师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要求惩办罪犯。当时在南京参加“制宪国大”会议的胡适也无法保持平静了。据一位与他见面的记者回忆：“当我们提到沈崇事件时，老先生这次也被激怒了，‘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说着说着，还敲着桌子。他这个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我看到这个深受儒教熏陶，一向主张‘凶而不怒’，又受资产阶级教育，提倡‘自由’，‘容忍’的大师，竟然也正气凛然，金刚怒目起来，不免增加了一些敬重。他甚至说：‘抗议、游行、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胡适抵北平后，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　　　　
　　　　所谓调整薪金和“年功加俸”　　　　
　　　　料）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2）

　　　　1947年4月，已经超过三月一次调整薪金的期限，物价仍与日俱增，每石（160斤）米已达20万元，困苦益甚。各高校一致行动，俾使政府调整薪俸。5月间，平、津两地13个文教单位（清华、北大、北洋、南开、中法、艺术专科、铁道管理学院、体育专科、北平师院、唐山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校长、主任，于北洋大学北平部举行了第9次例行联合谈话会，推举北洋大学调查平津教职工生活情况，立即电报教育部，要求政府在物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按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调整办法，解决平津地区教职员工的薪俸和学校的经常费，以保证生活、稳定秩序。　　　　
　　　　1947年，教育部为稳定大学局势，颁发了“久任教职员奖金”，也就是给在校连续服务满10年的教师增发一个月的薪金。具体算法是，服务年资算到1947年度12月底止，而发给的奖金却是以1946年12月底薪600元的薪金标准。可是1946年12月底薪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是83万元，当时可买23袋面粉，而到1947年12月，所给的月奖金还不够买一袋半面粉。此外，教育部于1947年11月19日公布“年功加俸”的办法。凡教授经过审查合格、月薪已达最高级，并呈报教育部有案者给予年功加俸，金额每月20元，并得按年递晋，但连同本俸不得超过800元，每年名额不得超过已支最高薪名额的三分之一。而天津北洋大学具备年功加俸资格的教授只有七人而已。　　　　
　　　　这一时期，职工生活更是朝不保夕。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以职工各人所得薪金平均法币44万元计算，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　　　　
　　　　震惊国内的“五·二○运动”　　　　
　　　　在抗议运动中，最先站出来的是大学教授们；最早喊出的口号是要“挽救教育危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公教人员待遇”。　　　　
　　　　1947年5月6日，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们首先发表《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向教育部郑重提出五项要求：　　　　
　　　　（1）教育经费应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五；　　　　
　　　　（2）拨外汇交各校购买图书仪器；　　　　
　　　　（3）三青团及国民党的训练经费，不得在教育经费内开支；　　　　
　　　　（4）按照物价指数支薪；　　　　
　　　　（5）教员薪金按物价指数调整。　　　　
　　　　教授们还明确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之有效贯彻。我们恳切的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这个决议案。”教授们的宣言，迅速得到了全校学生的支持。12日，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促使政府增加副食费”，决定实行罢课。他们一致认为凡人起码有争取生存权利并授权伙食团，“动用本学期尚存之全部膳食费，恢复二月份菜蔬素质，至吃完之日为止。待全部膳费吃光后，开始实行绝食，并作饥饿大游行，列队赴有关部院请愿。”　　　　
　　　　中央大学师生的正义要求，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14日，浙江大学学生公开表示：“为了饥饿与苦难，感于营养之不足维持最低生活，我们这些被生活压迫的人，竭诚高呼响应中大吃光运动。”北平各大学也纷纷响应“吃光运动”；上海“各大学响应‘吃光运动’者，至十六号止计有：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暨南、同济、复旦等五校。复旦大学膳厅门口并贴出大幅布告，内称：我们与其吃不饱，饿不死，不如将应得公费，按合理营养标准‘吃光’。当交大、上医二校宣传队莅临该校时，同学情绪更热烈。”（以上参看《文汇报》1947年5月13日—25日报道）　　　　
　　　　2分37秒内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1947年5月中央大学（中大）学生曾在校园民主墙上贴出了《求证一则新数学几何题》，形象地显示出学生膳食费和战费的关系，内容如下——　　　　
　　　　证：因本年度国民政府总预算为20万亿元，实际支出为60万亿元（按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常为预算之三倍）。　　　　
　　　　内战费用占80　％，故为48万亿元；　　　　
　　　　故每月战费为4万亿元，每日战费1333亿元，每时战费55亿；　　　　
　　　　每分战费9千万，每秒战费150万；　　　　
　　　　故2分37秒战费为23850万元；　　　　
　　　　因中央大学同学每月每人膳费共5。3万元（米价折2。9万元，副食费2。4万元），　　　　
　　　　故中央大学全体同学，每月膳费（按4500人计）应为23850万元；　　　　
　　　　故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中央大学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引自《学生肚子饿，前线炮弹肥！——请看“几何”推理》，原载《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150—151页）　　　　
　　　　另外，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所做《食物调查分析报告》确定学生的基本伙食标准：　　　　
　　　　“应增加之动物性蛋白，每人每月所需为6万元；应增加之植物性蛋白，每人每月所需为1。5万元；应增加之脂肪质，每人每月所需为3。6万元；故维持每人每月最低健康标准之伙食费，至少应有11。1万元的副食费。”学生要求提高副食费更是理直气壮。　　　　
　　　　面对学生的要求，政府的答案总是：国家目前经济极度困难，教育经费增加实在不易；而学生则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内战，并表示没有义务来忍受因内战所造成的苦难。　　　　
　　　　广大学生在为争生存斗争的同时，渐渐觉悟到：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内战，在于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内战使大量的财富毁灭，使通贷膨胀，使物价飞跃，使人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为生活所迫的学生愤怒地发出了“举起我们骨瘦的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呼声，并提示饥饿的原因“一切都是因为内战所引起。”（参看《中央大学学生为要求增加公费再度宣言》，转引自《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159—161页）。于是，“反饥饿、反内战”逐渐演变成为广大学生的一致目标。　　　　
　　　　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为了最终达到目的，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城市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20日也就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那一天，齐集南京，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也决定同时响应。事前，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讨论联合原则和五·二○游行时，针对“关于停止内战应否列入宣言”一项，广大学生出于善良愿望，仍决议：“不在宣言中明言列出，而在宣言内容中提及。”　　　　
　　　　5月20日，五千多名大学生紧挽双臂，在以孙中山画像同“和平奋斗救中国”大幅标语及“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横幅的前导下，浩浩荡荡前往总统府请愿。不料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据统计，“五·二○血案”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欧打侮辱者不计其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3）

　　　　“五·二○血案”进一步激怒了全国青年学生。上海各大学成立了“五·二○惨案”后援会；杭州、广州、成都、重庆、武汉等高校纷纷组织大游行、罢课；湖南、广西、云南、山东、江西等地也积极响应；平津学生从5月20日至6月2日，也一直处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学生的正义要求，赢得了全社会的支持。各界纷纷发表宣言，抗议政府的暴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表示，“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来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改革的责任自然就落在青年人的身上。这次学生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学联不是受人操纵把持的，而是真正的民主力量。”一些曾抱有幻想的学生，这时也认为：“所谓中立只是自杀的代名词，也就是投机的假面具”，决心“不再为一冷静的旁观者”，而“毅然地舍弃了向所固守的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宣誓加入前进的队伍。”（参看《北大半月刊》第三期，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1948年4月16日）。　　　　
　　　　内战期间的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从西北“大后方”回到天津复校之初，校园经过修缮，师生员工的生活比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的状况有所改善。当时教职员工的薪俸，教授兼任院长和系主任的，每月法币600元左右。未兼行政职务而教学成绩显著的教授徐庆春、孟昭礼、杨秀夫、张玉昆、黄邦桢、王志超、刘云浦等7人，每月薪俸600元；　其它正教授都是每月薪俸580元。　副教授月薪400~500元，讲师月薪200~300元，助教月薪最低120元，最高200元，高级职员月薪300元左右，一般职员每月100~200元，工警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　　　　
　　　　不幸的是，猛升的物价和教职员工的薪俸差额越来越大。1946年以后，教育部曾每隔一季度作一次调整，但总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1946年12月，天津北洋大学全公费生每名每月发给5万多元，生活尚可。到1947年，每人每月发12万元，却不够20天的伙食费。一般学生连粗面馒头也不够吃，只好改吃玉米面丝糕，六人一桌，桌子中间往往只是一盘大白菜，学校虽给学生每三人配售两袋（88斤）面粉，但仍难以为继。　　　　
　　　　由于煤炭缺乏，每个教室只有一个取暖炉，寒冬上课，手脚冻得冰凉。学生宿舍虽然高年级3人一室，低年级学生则2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晚上复习功课只好到教室去，人各一盏煤油灯，在灯下学习。入夜后，每个教室都是星星点点一片，尤其是冬天深夜，教室中炉火已熄，真是寒窗苦读。宿舍中也很寒冷，有的披着棉被或毛毯，坐在床上看书。享受公费的学生逐渐减少，到1948年，由原来1000余名的全公费生减少到644人，半公费生91人。　　　　
　　　　校方为了维持校务，作出种种努力。一方面，强调本校教职员一律不准外出兼职、兼课；另一方面，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如冬煤分配委员会，派员去开滦煤矿寻找校友联系冬煤，负责核实用煤情况，制定分配冬煤的办法、发放煤条，首先保证56个教室和办公室每日9公斤的用煤，其次酌量分配给教员和学生宿舍，解决取暖问题。建立福利生活委员会，派员寻购面粉和棉布，教职员每人每月配发一袋面粉，工警每人每月发半袋。家属不能顾及。此外，教职工每人夏季配售白布5丈，咔叽布1丈5尺，做饭用煤200斤等。还建立了有1亿元资本的合作社，设有贩卖部和饮食部，给师生以优惠价格购买日常消费品。这些措施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对于缓解教职工的困难，稳定情绪坚持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　　　　
　　　　毕业生就业是大难题。抗战以前，北洋大学一般在毕业考试之前早有各地来函约聘预订，常有不敷应付之感。而今却不然，毕业有失业之危险。1948年夏，应届毕业生246人，经学校向各地机关、企业发函介绍工作，结果27处复函有接收表示，总计只需82人，仅占应届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其他复函或曰：“奉命裁员”，或称“经费支绌”拒绝接收。为此，校院长、系主任亲自发函，或托熟人，或找校友给以帮助。但多数学生仍处于“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以上参照《北洋大学校史》第一册内容）　　　　
　　　　法币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近代以来，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形成这样的看法——　　　　
　　　　每年通货膨胀率在5　％　以下，物价稍有提升，是轻微的膨胀；每年达到7—8　％　左右是较大的通货膨胀；一旦超过10　％，即达到两位数字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家认为，每年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字以内，人民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长期发展下来，就惊人了。如果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5　％　的话，　三十年后，一元钱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到原有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四分之三被政府有关机构及中央银行搜括去了。通货膨胀率是累进递增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难免野马飞腾的超级通货膨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抗日战争及内战期间的中国，都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在1914—1918年间德国花费了巨额军费。其中只有6　％　是依靠增加税收，而94　％　来自发行公债和纸币，四年之内通货膨胀率达到450　％　！战后经济衰败，又要支付战争赔款，内外交困，财政面临绝境，只好用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应付财政开支；99　％　以上的政府支出靠发行纸币维持。纸币发行量增加到天文数字：773，585，345，854，800百万马克，物价上涨万亿倍。马克同美元的外汇比价一落千丈。1921年开始贬值时，75马克还可以换到一美元，次年就跌到四百比一，1923年初，跌到百万比一，不到一个月又跌到一万八千比一，同年7月初跌到百万比一，11月跌到四十亿比一。此后就以兆来计算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