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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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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月跌到四十亿比一。此后就以兆来计算了。德国马克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薪阶级的购买力几乎丧失。数以亿计的马克买不到一把胡萝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辛苦一生的积蓄都荡然无存。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全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人民妨饥挨饿。纳粹头子希特勒趁机蛊惑人心：“国家本身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个国家成了强盗的国有。”他提出推翻这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的决定玩意儿”的共和国，建立纳粹党的独裁政权。希特勒就在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全部崩溃，德国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攫取了政权，从而又把德国人民引向新的灾难。
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旧中国，从1937年至1948年的十二年间，所谓“法币”的发行量增加47万倍，物价上涨493万倍，达到世界罕见的程度。……在恶性通货膨胀下，人民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上街购买日用商品。1948年初，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有些地方小贩把一百元以下的法币当作废纸收购，每斤作价2，000 元，而旧报纸每斤售价6；000元。因此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
“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处顶讨厌，一捆一扎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
“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法币顶尴尬，一斤小票两千块，好象叫卖黄泥巴！”
罢教、罢研、罢工
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等部门的教职员工，于1948年4月6日起先行罢教、罢研、罢工三日，并向行政院及教育部提出三项要求：
，享年不满五十岁。（据报刊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4）
（一） 自三年（1948年）2月份起，仍按1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至实行配发其它生活必需品；
（二） 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并提高技工及工警底薪，工警每人不得少于20元；
（三） 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以维教界同仁最低限度之生活。
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等七单位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
（1948年4月5日）
我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的讲师、助理研究人员、教员、助教、职员、技工和工警等同人，为了争取立即合理改善待遇，已决定从四月六日起，一致罢教、罢研、罢工三天。谨以沉重悲愤的心情，向社会陈诉苦衷和理由。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势迫出此”。
教育界同人生活的困顿，不从今天起，而今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自从政府一月份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以后，这个办法正面是按照所谓“生活指数”发薪，形式上法币的收入数量稍多一些，实质上收入反而大大减少。更因为拼命发行通货，促使物价狂涨，逼迫我们与饥饿挣扎，被死亡威胁。反面则取消原来配面的办法，使我们难以维生，收入之实值上减少更超过调整以后的法币增加数量。朝三暮四如此“调整”岂不是残酷的嘲弄？ 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人除了普遍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有的弄到神经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这些惨状，都彰彰在人耳目。
我们要问：是谁让他们这样的？ 我们要大声的问：是谁把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两个月以来，我们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要求，请政府维持原来配发面粉的办法，
按照实际生活指数，按月调整薪给。唇也干了，笔也秃了，所得到的答复是一概不准。
我们现在，除了采取积极行动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别无其他办法。
我们认为，我们正当收入，已经为政府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征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保证我们的“不虞饥饿”的自由。
当然，我们这样做，耽误了学生课业，延缓了学术工作，即使是一分钟，一秒钟，我们也是衷心负疚的。不过为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使学校和研究机关能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我们这样做，在今天是必要的，虽然我们是在忍着痛如此的做。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同情和支持，悲痛之余，谨此致意。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
国立北京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
国立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联合会
国立清华大学职员公会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会
国立清华大学工警联合会
国立北京大学工警公会
同启
卅七年四月
原载《清华旬刊》第7期
1948年4月13日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的气节
1948年，朱自清快五十岁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身体被疾病折磨得更加痛楚不堪，但他的思想却更坚定了。他曾改唐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诗，反其意而用之，集成一副联语，亲笔抄在一张宣纸上，压在书桌玻璃板下：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1948年春天，蒋介石不顾民众反对，悍然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清华有个教授积极“竞选”所谓“国大代表”，跑来要朱自清投他一票，朱自清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人的我也不投！”表现了对国民党的极大蔑视。
1948午6月18日，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全文是：
张奚若等百十师长严正声明 （1948年6月）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签名者：张奚若 金岳霖 唐钺 Robert Winter（温德） 邓以蛰 吴晗
朱自清 陈梦家 沈元 李广田 孟庆基 …… 等一百十名教授
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中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
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朱自清反复思考这事的分量。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万元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引自《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511页）
朱自清是当时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之一，但那个月的全部薪水也只能买三袋多（约150斤）面粉。家庭人口又多，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还得他带着一身重病，拼着命多写文章，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而他的胃病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签名的前几天，体重减轻到38。8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他虽然穷到不能治病，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在几天后把配购证退了回去，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直到弥留之际，朱自清还谆谆嘱咐夫人说：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结束还不到三年，而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死伤达3500万人，其中死亡的就有2000万人，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特别是当中国人民起来反美扶日时，美国驻华大使和驻上海总领事又发表了侮辱我中华民族的谈话。如说中国人连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也仰赖美国的慷慨施舍，中国学生得到教育也是受美国“恩惠”，反对美国的政策是“受奸人挑拨”，是“忘恩负义”等等。因此，朱自清等大学教授当时用拒绝美援面粉的实际行动来抗议，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先生的胃病终于发展到胃穿孔。12日与世长辞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1）
（十七）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观察》周刊的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整整一年，1946年９月１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型的知识阶级同人杂志，它在全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随着历史的流逝，它的价值愈来愈在昏暗的背景下凸现出来。这个同人杂志就是《观察》周刊。
《观察》为16开本，分量并不厚重，周刊每期只有32页即两个印张，篇幅６万字。它并不算是“大型”刊物，生存期还不到３年。但在20世纪中国大陆，具有全国影响的同人刊物很多，其中最早一名当然是《新青年》，而最后一名则要数《观察》。
过了整整40年以后，费孝通回忆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指８０年代中期）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引自1985年《新观察》３５周年纪念册）
９０年代美国学者 Suzanne Pepper 在专著《中国的内战》（Civil War in China）一书中大量引用了《观察》周刊的第一手资料。1996年作者在该书中译本的自序中指出，有些历史见证人在回溯４０年代末中国内战进程时说：
“许多人当时都阅读上海出版的一本叫做《观察》的杂志，并且实际上将它看作了解政局发展和战争进程的惟一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建议我也这样做。后来这成了对我最有用的忠告，因为它使我越出美国国内争论和外国观察家报告的范围，接触到我最需要的信息，即当时的中国人对４０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引自《中国的内战》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可见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945年10－11月，储安平和几个朋友曾经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共出17期，它在精神上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八开本16页（两个印张）的杂志，每逢星期六出版，除了广告，每期发文６万余字。当时在西南、西北地区吸引了很多读者，受到好评。
但是《客观》的主办权受制于人、言不由己，储安平就一心筹办独立自主的同人刊物。他说：“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观察》第１卷２４期第３页）
1946年１月６日储安平在重庆召集《观察》发起人会议，认为：
（一）时代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自由知识阶级论坛
“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实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抗战胜利以后正是时机，有条件办起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论坛。
（二）自由思想的论坛必然拥有广大读者
“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份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刊物的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７８页）
可见，他们对于《观察》周刊的思想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都是满怀信心的。
当时邀请了七十位撰稿人，其中三分之二在第一卷２４期里写过文章。包括：张东逊、马寅初、费孝通、萧乾、雷海宗、曾昭抡、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吴世昌、吴恩裕、许德珩、伍启元等等。
但是开始筹备事务很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只有以股分制的方式，筹集必要的资金。
这年年初储安平尚在重庆，他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估计每期的成本是法币５０万元，如有６百万经费即可着手（其中２百万元为开办费、４百万元为８期的周转金）。这数目并不算大，但筹措时非常困难。储安平当时就说：“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８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地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最难堪的事情就是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法币通货膨胀和物价飞腾。
抗战胜利后，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大约合今日人民币一元。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总编辑为宦乡）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５０元，或者今日人民币１千５百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１５万６千元”的根据是： 大米１石２斗价２万元，煤球４担２万元，柴１担３千元，油１０市斤５千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１千５百元、每月４万５千元，车力（交通费）每月３万３千元，共计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但是就在１９４６年初，内地如重庆等布匹价格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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