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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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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称之为传教士（Missionary）。
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 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但规模仍然很小，圣约翰书院的第一届学生仅有39名，其中90 ％ 来自基督徒家庭。学校纪律很严，规定必须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如有违犯，要受到体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的，连书籍、文具、饮食、衣服等皆由这个教会学校供给。校址在沪西梵王渡路，初设课程仅有西学、国学、神学三门。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正式设置了英文课。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
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
两年后即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
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2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3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
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
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三分之一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
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注：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参看本书第三章。＇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
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1/4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学生达到250多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2）
三所国立大学堂的创办
清末我国诞生了三所正规的国立大学：（1）北洋大学堂1895年创办，大学部（工科，法科）同年设立，后来改称天津大学；（2）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初具规模；即交通大学的前身；（3）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分科大学1910年正式招生；民国后更名北京大学。
过去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都比它早，而且比它更接近现代化。三所大学堂都创办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学制改革的步伐。沿海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两地首先行动起来。半年后，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11月，初名“北洋西学学堂”，英文名称为 Tientsin University ，即“天津大学”。仿照西方学制，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乃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成立3年。
盛宣怀（1844…1916）生于江苏武进，他属于我国第一代实业家。6岁入私塾，23岁考中秀才。次年襄办陕西甘肃后路梁台；1870年他26岁时，成为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幕僚，颇受器重。但是他三次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于是对科举功名绝望，全心投入“洋务”。1873年以后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盛宣怀经营实业多年，每当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经管“洋务”，他总是于心不安。盛宣怀深感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匮乏，认识到“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于是致力于创办新式教育。1895年，他主管天津海关道，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后来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人自行创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北洋大学堂采用了美国耶鲁、哈佛大学的模式。
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1895年北洋大学堂创办后，学生一切费用全免，书籍、纸张、笔墨，以及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发给学生膏火费白银一至七两不等，随年级的升高而增长（每两白银合1。4－1。5 银圆 ）。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多数读书人仍视科举为正途，对所谓“西学”不大承认。所以盛宣怀在创办时即规定对学生一定要给予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报考，以保证教学质量。十年后（1905）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学习西学风气的逐渐推广，发给学生的“膏火费”也就越来越少了。
初创时期，学生所招收的地区，以江浙、两广、河北及天津市为多。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中产或下层，多数学生经济并不富裕，取自家庭用费常较其它学校少。北洋大学堂因系官办，经费充裕，一切学习费用、食宿均由学校供给，每月发给膏火费。为鼓励学生读书，举行月考、季考，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予奖赏。
老校友回忆，当时学生平均年龄较大，功课特紧。此外，北洋大学堂的生活还有两个特点：一是统舱式的宿舍；二是自己组织“膳团”。
别的学校，住宿条件都是几个学生共一间，而北洋大学堂是几十人共一大间，却又分割成一人一小间。原来那时北洋大学堂的宿舍，是就武库（军械库）改建的，类似大轮船的“统舱”。两排长方形平房，四面有窗，向南中间开一大门。平房内部，用六尺多高的木板或板墙，分隔成若干约六尺宽、五尺深的小房间，用蓝布帘隔开，中置一走廊。每间向着布帘置一木床，床前成直角置一书桌，而在两间之壁，开洞置一电灯（再早为一盏油灯）作照明之用。除靠在窗前走廊的一排外，白天非用电灯不可。一大间的中间是起坐处，中置一大火炉，因为板壁并不到顶，此炉使全宿舍温暖而有余。另外有空屋子作为盥洗间。初进学校的一定得住‘黑间’，年级渐高，就可迁住较好的临窗房间。在自修或就睡时，把布帘拉上，就没人扰乱。围聚在起坐处又如一家人。
北洋学生的膳食，最早由学校统一办理，后来交学生自己组织“膳团”经营。当时学生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湖南、湖北、两广、河北各县及天津市。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多为中产和中产以下，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经济条件自行组合。每设一膳团，其房屋、桌凳、锅灶、水电，以及厨司、采购等，均由学校供给。
北洋学生勤奋好学，刻苦读书。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时在课堂，晚间三小时自修。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要读书；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几乎不进市区游逛。都是专心求学，对每门功课认真钻研。有些学生家在天津，离校不远，但因潜心苦读，往往一个学期也只回家两三次。
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高，受重视。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钦字第壹号）的获得者，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的王宠惠，后来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他的哥哥王宠佑，也于同期从北洋采矿冶金学门毕业。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委派大臣张亨嘉、陈宝琛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列出最优等3名，优等8名，中等4名。北洋大学堂始终以重质不重量的作风，蜚声于世。
成批的北洋大学优等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深造。
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待遇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全部经费由国家拨款。仅头等学堂每年所需经费就达白银四万两左右。
教师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1898年头等学堂 （大学本科）教师薪金共计白银2。16万两，占全年经费3。9万余两的一半多。
学堂当时为了强调“西学”，保证教师质量，所聘请的外籍教师的收入和生活待遇，都超过他们在本国的水平。比如担任专业课的外籍教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约合28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元）；教授外文的华人教师月薪100两左右，约合140银圆（合今人民币1万元）。管理人员待遇：华人总办，月薪银200两（合今人民币2万元）；而普通办事员“司事”月薪银30两（合今人民币3千元）。
北洋大学堂在开办后的头3年间，聘用洋人分门教习3－5名，汉文教习2名，华人外文教习3－6名。以后随着学门功课门类增多，教习人数有所增加。1897年吴稚晖即担任汉文教习。教习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习与华人教习的薪水银差距很大。洋人分门教习月薪银200两（合今人民币2万元）；相当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的两倍。
二等学堂（附属高中和预科）教习待遇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银50两，约合75银圆（合今人民币5千元）；华人汉文教习月薪银20两，约合30银圆（合今人民币2千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3）
上海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1896年春，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公学”这名称，是由盛宣怀参照国外惯例而定。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两家捐助，每年十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就是半由商人资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给（官捐），统称“公学”。当时我国海岸线的划分，黄海、渤海称为“北洋”，而长江口以南（东海在内）直到福建广东台湾称为“南洋”，所以盛宣怀在上海新办的学堂称为“南洋公学”。
学生食宿一律公费。所以清寒子弟很多愿来报考。
南洋公学计划中设置四院，创办之初，仅开师范院一班。第一批新生于国学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举人，所以他们入学后一般不再修国学课。师范院新生的中文程度很好，但对于西文、西艺几乎一窍不通，录取入学后仍不断考核，评定等第，实行淘汰制，不合格者除名。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
学生不仅不交学费、伙食费，且享受数量不等的津贴和奖学金。兼课的师范生还另外加薪水。住宿条件是几个学生共一间 —— 中学六人、预科四人、本科二、三人共一间。
师范生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师范院学生日后有成就者颇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钮永建、孟森、雷奋等。
1898年春又设立“中院”，相当于中学，也分4班，毕业后可升入上院。中院课程有国文、外文、数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
南洋公学的“上院”相当于大学，其课程从1901年才开始。
师范院、外院、中院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由于外院学生年幼，学校特聘美国人福开森博士为“监院”，另选若干名师范生协助。在这位洋监院的管理下，学校纪律极严。学生遇到师长，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礼。早晚均有人巡查，随时随地有师范生手执两尺多长的竹爿监视其旁；上课时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见有不认真者，一一记下，课后罚以面壁，或打手心以表示儆戒。学生就寝，有两名师范生值宿，半夜还要查铺。
学校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有体育课和军训。并于1899年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这在上海轰动一时，不仅市区，就是远郊、乃至苏州都有人专程前来一睹盛况。
此外，南洋公学还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聘请张元济为主任。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译书院又附设“东文学堂”，就是日文进修班，招生40人，专学日文翻译。
1900年庚子义和团事变，北洋大学堂的一些学生因避战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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