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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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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半年，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连解放。
南京解放前夕，3月26日1块银币价值金圆券1万元；上海解放前夕，5月1日1块银币价值金圆券8千万元，5月20日，银币1圆可兑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不得不以银币代替金圆券的流通。
6月5日起，中国共产党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禁止金圆券流通。
金圆券的破产，比法币还要快。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人民对金圆券的发行均嗤之以鼻，物价继续飞涨。而金钞外汇黑市，更加火箭似 的上升。到了1949年6月份，发行额达到了原发行额的65万倍，估计为60万亿元。6月25日，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规定银圆1圆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于同月12日宣布银圆1圆等于金圆券7亿5千万元，21日重庆的银圆黑市1圆等于金圆券25亿元。即以银圆1圆合金圆券5亿元计，在短短的10个月内，金圆券已贬值2亿5千万倍。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是6百万元法币合银圆1圆，比起金圆券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到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发行“银圆券”，但是已无任何币值可言。几个月以内就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
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的、最缺德、最无信誉、最卑劣无耻的货币。
几年后，国民党官员吴国桢回忆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2）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阶层，引发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群起而攻之。知识分子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极度愚蠢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被迫交出最后一点积蓄（外汇和金银）而几乎完全破产。店铺老板们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库存，结果不名一文。至于穷人们更不必提了，他们手中的金圆券迅速变为一大堆废纸。金圆券的失败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最致命的打击。（译自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书）
一个学生的日记
朱正1931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湖南省中山图书馆的会计，月薪法币50元。在抗日战争以前，这50元很值钱，足以养活一大家子。
朱正回忆说：“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们家里的人很多。”三代同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之外，还有祖父的。五弟、三个姑母……“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又添了三个妹妹，那时的生活费用很便宜，这么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亲亲疏疏十几口人，全靠我父亲在图书馆的薪水50元过日子，似乎还不怎么拮据。”（引自《小书生大时代》第7页）
战乱之中，朱正在湖南一带颠沛流离，度过了学生时代。
抗战胜利后，1946年朱正就读的广德中学迁回衡阳原来的校址。父亲为他在商务印书馆衡阳分馆存了大约25万元法币。其中有一半款项用于朱正缴纳学校的各项费用，再加上他一学期的零用。
大约在1947年，父亲由中正医院调到湖南省电务局，还是做他的会计主任，照现在的官制，大约是正科级。父亲的薪水只有那么多，却要养活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本来就不
容易，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家计越来越艰难。（同上书41页）
从朱正保存至今的1948年的日记中，可以反映出当时民不聊生的经济状况。
1948年6月10日朱正为了买书拿了家里26万元（法币）；9月16日又拿了家里50万元，可见当时的书价。
1948年7月15日：“妈妈今天买一桔子给细六吃，花30万元整。”
同月17日：“今天剃了个头，花15万。”
同月22日：“买了一个八斤重的西瓜赠五权，每斤3万，又给他车费十万元。是日，光洋450万元一块。”
同月27日：“买米2斗3升，花575万元。”当时买米，以石、斗、升为单位，折算下来，当天的米价约为每公斤33万元。
同年8月2日：“上午，买了二斗米，比上回较好，共价540万。”这一天的米价是每公斤36万元了。
同月17日：“买了一个并不好的桔子，花50万，香蕉两支25万，芝麻饼25个50万。因为七妹咳得很厉害，买给她吃的。”
那时家里穷困的状况，朱正日记中也记下了不少——
1948年8月13日：“日来家里穷的很，昨天欠的沙水钱，那人索了两回，不曾要到。”当时长沙没有自来水，居民饮用的是白沙井的井水，简称沙水。一些人的营生就是从白沙井挑水来卖，一担水要不了几个钱，可就是连这钱朱家也一时间拿不出来。
同月17日：“午餐后，爸爸命我向克丞舅要钱。一直跑了很多趟才拿到一亿。计开永和丰二次，裕湖四次，克丞舅家三次。”
克丞舅是朱正母亲的远房兄弟，一直在钱庄做事，朱家在缓急之际常跟他通融一点钱，永和丰与裕湖都是同他有关系的钱庄。一亿元，看数目很大，当时不过能换二十来块银圆罢了。
当时，一般公务员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真是艰难。法币实际上已经崩溃。
1948 年 8月20 日朱正记下了币制改革：“今天有一件大事：币制改革。昨天蒋中正援用一种不合法的法，不经立法院讨论，而直接降旨，内容为：一、新币叫金圆券。二、金券：白银（两）＝ 3 ：1，金券：黄金（两）＝200 ：1，银币（圆）：金券＝1：2，法币（元）：金券 ＝300万：1 ；三、金券一元合黄金 0．22217公分。四、美金：金券 ＝ 1：4；五、人民不得持有外币金银。《湖南日报》的评论很不好。”
朱正记得很清楚，发行金圆券的前一天，长沙一块银圆在黑市上只换到法币五百万多一点，而按照新的币制，一块银圆相当于六百万元法币，这样，官价竟比黑市还要高了。《湖南日报》是如何评论的，朱正完全不记得了，设想应该是预言金圆券的前途未可乐观吧。金圆券的逐步崩溃，在那一段日子的朱正日记里也能看到一点影子：
1948年9月2日：“家里穷得可以了。其实，并不是家里穷，是国家穷，连累了我们。米由13．2元一下涨到2l元！ 《湖南日报》的口风打灵了！ 甲妹跑了一满街，才买到米三升。
同年10月28日：“今天黑市银圆：金圆（券）= l：10，
同年11月29日：“今天的光洋换金圆（券）是70—98—105—98—140。”
1949年2月2日：“光洋涨得很凶，银圆：金圆（券），据说最高到了1：6000。”
同年3月23日：“妈妈的命令：在九如斋买了一千元金圆券（合银圆一角）的桃酥，计五个，送给外婆。”当天银圆换金圆（券）的比率已经达到 1：10000 了。
金圆券在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朱正家里的生计也越来越不容易维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父母亲也没有让朱正因为穷困而辍学。新学期开学前几天，1948年8月27日朱正日记：
“上午，爸爸拿了家中仅有的一个金戒指，叫我去换了做学费，毫无一点吝惜的样子，我不想去，反而安慰我。唉，所以，分数虽然可以不问，然而书应该认真读的。”（引自《小书生大时代》第41—43页）
1949年仍然通行银圆
一直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共政权进驻以后，在北京仍然通行银圆。
当时在国立清华大学教英语的美国学者大卫·季德，准备跟中国女大学生余静岩结婚，举行一个基督教婚礼仪式。他们邀请了一位中国牧师。这就牵涉到费用问题。大卫·季德后来在《北京故事》（Peking story ）一书中回忆说——
冯牧师随我一同回到余家。我们与他为支付他多少费用讨价还价。那时，北平流通多种货币，且币值很不稳定。市民讨论比一包香烟贵的一切物品的价格时，都要用银圆甚至黄金支付，或者，用小米或布匹计算。冯牧师要求付给他20块墨洋（墨西哥银圆）。那时，一名仆人一个月的工资是5块银圆。最后，大家同意9块银圆成交。这个数目算是高的。（引自中译本《毛家湾遗梦——１９４９年北京》）
“金元宝兑换法币”的故事
清末民初，富家通常使用银两、银圆，而积存财富则变换为“金锭”（金元宝），每个重量为一两，也叫做“鞋”，因为它的形状像中国妇女穿的小缎鞋。所有这些黄金都藏在北京宅第砖地下面的瓦盆里或墙里的隐蔽处（富翁认为存进银行或兑换成纸币都不可靠）。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3）
1936年前后，国民政府号召所有的中国人把私人储存的黄金兑换成全国通用的纸币（法币），以表示忠心爱国。家住毛家湾大宅门的余老先生，把全部黄金装上马车，运到中央银行换成崭新的百元面值的纸币，珍藏起来。然而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随着通货膨胀和日本人的侵略，不到两年，这些纸币已不再流通，形如废纸了。结果，余老先生骤然沦为穷人。
十多年以后，余家子女偶尔会在柜橱底层或抽屉深处，发现父亲原先存放的一盒盒褪了色的“法币”，或一叠叠发黄的百元钞票，仍旧用原来的包装纸包着。假如这种钱仍然流通，按照1949年的比值，一整箱的纸币只够在北京饭店吃一餐饭。家里原有的黄金只剩下一两条金项链和几只小金元宝，那可能是余老先生当时忽略了，没有拿去银行兑换，或是由家里其他人存放才没有变成无用的废纸。
（根据［美］大卫·季德所著《北京故事》Peking story ，中译本《毛家湾遗梦——１９４９年北京》第149…150页）
金圆券的垂死挣扎
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据当时人日记，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夕的8月13日，在上海理发一次为240万元，购茶叶一斤80万元，买毛巾袋一件120万元。
由于法币的信用破产，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即发行“金圆券”，再一次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大搜刮。命令规定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币；如不于限期内收兑，一律没收。并规定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银币每圆兑给金圆券2元，美钞每元兑给金圆券4元。法币300万元换取金圆券1圆。
四大家族通过这些措施，搜刮去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6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均截至1948年10月底数字。（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及第八辑《金圆券之发行和它的崩溃》二文）。
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二亿美元。
但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舆论，对于“金圆券”的发行均嗤之以鼻。金圆券发行不到一周，物价继续飞涨。而黄金美钞外汇黑市，更如火箭似的上升。到1949年6月份，发行额达到了原发行额的65万倍，估计为60万亿元。6月2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规定银圆一圆等于金圆券五亿元，在短短的十个月内，金圆券已贬值二亿五千万倍。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只要六百万元法币合银圆一圆，真可说是大巫见大巫了。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24日南京宣告解放，金圆券亦成废纸。6月5日起，完全禁止流通，历时10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史，真是开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新纪录。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古今中外币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马克贬值还要厉害。在抗战前一元法币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到了实行金圆券前夕，一元法币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通货膨胀是杀人不见血的剥削人民的手段，它比最恶劣的人头税还要厉害，只要持有纸币的人谁都不能幸免。如面额一元钞票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为原来的百分之一，则等于每个持有一元钞票的人都要无偿交纳九角九分。而事实上法币的贬值不是原值的百分之一，而是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中国人民所遭受这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恶性通货膨胀期间，金、银、外币、银币甚至粮食和其他实物，都起而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地租变成实物地租，家村及边远地区，甚至恢复了物物交换。有些地区，竟连征税也要实物，不收法币。
总之，恶性通货膨胀，喂肥了帝国主义、官僚和买办；劳动人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残酷榨取和深重盘剥，在此期间，人民遭受的直接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估计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圆以上的财富。这是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它指出了一条真理，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包括纸币流通规律）这条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管当权者的权力有多大，必然要受到这条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家和人民都要遭受一场浩劫。这是多次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浦熙修评“金圆券”
朱正先生在《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一文中追述道——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报纸被封，新民报社的采访主任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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