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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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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第三天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0月18日致妻子张静秋信中说：“此间也是什么也买不到。黑市的价格已涨至百分之二百，我们的薪水就打了三折了！国家如此，不亡何待！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
3月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八九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
４月１０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
４月１５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
４月１６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
４月２２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
４月２７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
４月２９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
４月３０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５月２０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５月２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金圆券、银圆券的大洗劫
1950年初，著名记者李普发表了一篇有关当时金融状况、城市人口实际收入的购买力的新闻报道《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摘引如下——
金融物价波动对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害，是大家都知道的……抗战以前金融物价稳定，购买力大体上正常。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影响市场购买力的三件大事。第一是12年的战争，第二是12年的通货膨胀……。
12年大规模战争所给予人力物力的损害和破坏，很容易想象，因为广大社会，特别是农村，比从前穷困得多。但是这笔账很难精确计算，因为范围太广、性质太深、数量太浩大了。……通货膨胀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税收。根据重庆的材料，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后，全国伪金圆券的三分之一流入了重庆一地，国民党用20万元银圆券全部收回，后来人民政府又用10亿元人民币收兑了这笔银圆券。
……学校教职员，约共50万人。过去一个大学教授每月300—400圆银洋，现在只有1300—1400斤小米，以战前小米每斤5分计算，只合70圆上下。战前上海的小学教师每月可得30至45银圆，现在只有80斤粗粮（合4银圆）。……
12年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法币，日伪的联银券、储银券，然后又是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等几次大洗劫。这几次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以上海为重点的所谓“八一九”的币制改革，挖空了全国人民的口袋，包括上海工商业者的口袋在内。
12年的战乱和通货膨胀浩劫，使得中产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节节下降，新兴知识阶层沦为半无产的地位。全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昂，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政权，必然走向崩溃。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7）
1949年在中国大陆上，国民党一统天下的专制政权被推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蒋介石“党天下”的覆没，除了军事失利的因素以外，它失去老百姓的民心、失去文化人的民心，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而国民党何以失去民心？一曰政治上的独裁高压，二曰经济上的腐化堕落。
1947年2月15日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要求停止内战宣言》中着重指明：
空前内战的刺激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已经加速和促成了全国经济总崩溃的危机。金价一下子涨了几十万，白米缺市，物价正在作等比级数的飞涨，法币的价值一泻千里的跌落，上海各地国货工商业加速倒闭，专科大学的同学纷纷被迫退学，北大一校已经有568人以上宣布休学，而我们在校的每个人也都焦头烂额，惶惶不安，着急于今后生活问题的无法解决，人民的生存已经为正在开始的经济崩溃和反民主的政治逆流直接威胁，国家民族的前途已经临到混乱毁灭的边缘了！……（原载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19日）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的唐纵，在《日记·反省录》中，将国共两党的情况作过这样的对比：“国内政治，毛泽东经过土地革命之教训，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经验，知道国民革命走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引者注：原文如此），故在民国三十一年（注：即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竭力争取中间层知识分子。在第七次大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制度并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本党（注：指国民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而且失去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摘自《在蒋介石身边八年》，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中国大陆？》第75页）
《唐纵日记》在1946年5月17日写道：
当前危机。全国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于沟壑。……人心不安，精神涣散，工作效能低落，在职者不能生活，失业者仿徨无所依归。政府事事要办而无一事办好，人力分散，财力分散，显得处处薄弱，处处危险。在职的公务员，个个忙乱，精力分散。在下的忙于柴米油盐、在上的忙于妻财子禄，精力另有所托，另有所耗，对公事敷衍塞责，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同上书78—79页）
1947年4月章乃器在《如何恢复政府信用》一文中指出：
政府要恢复信用，首先必须做到政策稳定，绝对不可朝令夕改。但是要注意，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而并不是人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之下，国家的政策要由人民代表来决定，政策自然就稳定。……反之，在独裁制度之下，以一人之喜怒决定国家政策，就既不会符合人民的要求和实际的需要，又不能避免朝令夕改。他的左右，自然还有些谋臣策士。这班人的生活是脱离人民的，他们的意识也只迎合在上者的意思，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也往往不会为人民的利益打算。他们还要互相斗法，各献殷勤，政局便由此多事。在这种制度之下，政府可能有威，但不易有信。目下要恢复政治信用，必先从建立民主制度入手。（原载上海《工商天地》策1卷第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法币再度通行全国，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继续上升，而不受民众监督的一党专政横行霸道、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又来了。从大后方回到沿海城市的市民掀起抢购物资的风潮。从1946年1月到1948年8月的两年半里，物价飞涨67倍。在这期间，城市中的不断贬值的法币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大额通货由金条、银圆和美钞俗称“黄白绿”代替。 （因为金条是黄色的，银圆是白色，美钞是绿色的，故民间有此俗称。）
当时电影明星和导演们拍摄影片的片酬是一根或几根金条。租赁房屋的定金要交金条。购买比较值钱的日用品、药品、化妆品要用银圆或美钞。市民领取薪水工资、拿到法币或金圆券以后，往往立即购物或者到黑市兑换成“黄白绿”。
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是独裁政府腐败财政制度的垂死挣扎。物价在不到半年中飞涨8．5万倍，历史上只有德国大战失败后马克的雪崩式贬值速度能跟它相比。1949年初独裁政权随着金圆券走向彻底崩溃的绝路。
蒋介石党天下专制政权的覆灭，使得先进的觉悟的文化人总结了历史教训：要救国爱民必须发展经济生产，要发展经济生产必须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加强科学管理，并充分保障人民行使自由的权利。无论爱国、救亡、民主、科学、自由，这些不同的方面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专制独裁制度；所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专制主义。只有彻底的反专制，国家才能得救，革命才能成功，民主才有效能，科学才有力量，自由才有保障。
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的讲演中提出“真假智识阶级”的划分，他说：
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关系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智识阶级；只是假智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些。”
1934年8月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写道：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鲁迅所说这种“不顾利害关系的、真的智识阶级”，“觉悟的智识者”的集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进步的知识阶层包括“文化人”在内。
觉悟的知识阶层、文化人面临着新世纪的“文艺复兴”或者“新生”“复活”（the Renaissance），因为这“复兴”不限于文艺，甚至不限于文化本身；复兴应该是全面的复兴，这就是五四精神的复兴，自由民主科学的复兴。必须牢记历史的教训：
要救国爱民必须发展经济生产，要发展经济生产必须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加强科学管理、并充分保障人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附录一（银币）
附录一：近代中国的货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货币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货币制度。
我国在1935年11月中央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采用“银本位”，通行银两、银圆、铜币和兑换券。而银两与银圆皆作为货币的主体。抗日战争以后，则先后通行法币、联银券、中储券、金元券和人民币等纸币。
在阅读清王朝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作品、文献资料时，我们经常遇到“银两、大洋、银圆、银角子、银毫子、铜元、铜钱、铜子儿、钞票、中交券、兑换券、法币”这些现代早已不再使用的货币名称。特别是银圆、大洋等。例如：
１９１８年秋天２６岁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由杨怀中教授介绍，在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任务是打扫卫生和登记每天读报人数。后来毛泽东自己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时工资不菲，每月银洋８圆。
１９１９年在北京的王光祈等提出要举办“工读互助团”，后来陈独秀回忆说：“当时我还捐款大洋３０圆呢。”
１９２０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大钊从自己的教授月薪（２百多银圆）中拿出８０块银圆作为活动经费。……
“银圆、大洋、银洋”是满清末年和中华民国前期，流通的主要货币（通货）。“圆”是白银铸造的扁圆体，而“钞票”则是兑换银圆的凭证即“兑换券”。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系统称为“银本位制”。
本书中，对于“银大洋”、“银圆”也就是“银本位”的货币单位，一律写为“圆”；而对于铜元以及后来的纸币、一直到现在人民币的货币单位，则一律写为“元”，以示区别。
本书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银圆”的币值在几十年间一直很稳定，而铜元、兑换券和法币、金元券等纸币的“元”，则因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
（一）银币
“银两”的本位货币性能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两、日常生活中又使用铜钱。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宋元明清一千年间，通行银两与制钱（铜币）两种货币形式并存，具有所谓“无限法偿”的性质。就是说银货币系统与铜货币系统各自相对独立，其间的兑换率并不确定、起伏变化经常很大；在法律上并无主币、辅币之分。所以银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本位币”。
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巨额交易不能支付制钱，必须使用银两，实际上通行“银两”与“银圆”双轨的“银本位”币制。
“银两”制，是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它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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