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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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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食物。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为218。5圆(每个等成人每月伙食费仅4圆6角),约占收入的55%,即一半略多。
二、基本衣着。每年花费在衣物上的开支为36。7圆,约占收入的9%,其中购买成衣4。3圆、鞋帽9。3圆。
三、居住条件。每年房租平均为28圆,占收入的7%,居住一间半房子(或说一大间、一小间)。
四、燃料、水电。每年化费24圆左右,占收入的6%,大多家庭使用木柴和煤球烧炉子做饭,也有用煤油炉的。少数家庭(大约十分之一)有电灯,其余十分之九用煤油灯。
五、杂项。其他属于文教、嗜好、卫生等支出,为92。8圆,占收入的23。2%,如子女教育费,交通费,烟酒费,娱乐费,医药费,等等。
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第一章转引银行学会《民国经济史》、杨蔚《物价论》的数据,以及《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表》[见该汇编第91-92页],又根据该书第二章《上海解放前历年来的批发物价指数》表(1)以及附表1、2综合计算而得:民国以后上海市历年的银圆购买力(跟1912年标准的1银圆相比)涨落幅度如下——
年 度 物价指数 银圆比价 合今人民币
1912年 100。0 1圆 正 44元
1913年 106。0 9角4分3 41元5角
1914年 113。6 8角8分0 38元7角
1915年 102。9 9角7分2 42元8角
1916年 111。6 8角9分6 39元4角
1917年 105。5 9角4分8 41元7角
1918年 116。2 8角6分 37元8角
1919年 116。1 8角6分1 37元
———————————————————————————————————————
1920年 126。2 7角9分2 34元8角
1921年 139。3 7角1分8 31元6角
1922年 131。3 7角6分2 33元5角
1923年 135。8 7角3分6 32元4角
1924年 130。4 7角6分7 33元7角
1925年 132。2 7角5分6 33元3角
1926年 133。2 7角5分1 33元
1927年 145。1 6角8分9 30元3角
1928年 135。4 7角3分8 32元5角
1929年 139。1 7角1分9 31元6角
1930年 152。9 6角5分4 28元8角
—————————————————————————————————————
1931年 168。7 5角9分3 26元
1932年 149。7 6角6分8 29元4角
1933年 138。2 7角2分4 31元9角
1934年 129。3 7角7分3 34元
1935年 128。3 7角7分9 34元3角
1936年法币 144。5 6角9分2 30元
1937年法币 171。9 5角8分2 25元6角
—————————————————————————————————————
1938年法币 204。5 4角8分9 21元6角
1939年法币 326。8 3角0分6 13元5角
1940年法币 692。5 1角4分4 6元4角
如果以上海1936年生活费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为100 %,那么1940年,上海生活费指数上升到692。5%,即大约比4年前增加6倍;
又有史料表明: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 %,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下降为53。6%,大约降到5年前的一半。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华南广州历年的银圆购买力
华南广州历年的银圆购买力(以1912年购买力为100)
根据银行学会编印《民国经济史》、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王廷谦编《我国近70年物价史料》和《中国物价史》的数据,以及原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广州批发物价指数表》,又根据《国内主要城市历年来的批发物价指数的比较》,综合计算得到:民国以后广州市历年的银圆购买力(跟1912年标准的1银圆相比)涨落幅度如下——
年 度 物价指数 银圆购买力 合今人民币
1911…2年 98。0 1圆02分 51元
1912…3年 100。0 1圆 正 50元
1913…4年 103。6 9角6分5 48元2角
1914…5年 111。8 8角9分4 44元7角
1915…6年 118。7 8角4分2 42元1角
1916…7年 123。2 8角1分2 40元6角
1917…8年 129。4 7角7分3 38元6角
1919…20年 132。4 7角5分5 37元7角
1921…2年 140。5 7角1分2 35元6角
1922…3年 146。6 6角8分2 34元1角
1923…4年 153。1 6角5分3 32元6角
1924…5年 162。0 6角1分7 30元8角
1925…6年 172。0 5角8分1 29元
1926…7年 171。8 5角8分2 29元1角
1927…8年 173。2 5角7分8 28元9角
1928…9年 167。2 5角9分8 29元9角
1929…30年 167。3 5角9分8 29元9角
1930…1年 175。5 5角7分0 28元5角
1931…2年 193。1 5角1分7 25元8角
1932…3年 195。5 5角1分2 25元6角
1933…4年 184。8 5角4分1 27元
1934…5年 162。0 6角1分7 30元8角
1935…6年 165。4 6角0分 30元
1336…7年法币 181。1 5角5分2 27元6角
1937…8年法币 207。1 4角8分5 24元2角5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结论
结论
由北京(北平)、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等城市1912—1938年的“物价指数”统计表,和“银圆购买力”的数据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若以1936年标准银圆购买力为基数——折合今(1998—2002年间)人民币30元,那么,北京、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在这一历史时期内,1银圆的购买力大致为——
北京 华北天津 上海 华南广州 平均
1912年 50元 50元 44元 50元 48元
1920年 44元 38元 35。2元 38元 39元
1926年 38元 34元 33。5元 30元 34元
1930年 —— 29元 28元 29元 29元
1936年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这个结果,跟《文化人与钱》一书提出的数据基本符合,即——
以抗战前一年、或通行法币前夕(1936年)的1银圆折合今人民币30元,作为换算的基准单元。
1911-1919年 “一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 “一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
1926-1936年 “一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元。
又,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和内地高出大约15…20 %,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也就是说,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北平)的银圆要比上海、广州更值钱一些。这在上述北京(北平)、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等城市的“物价指数”统计表和“银圆购买力”的数据表中,也有所反映和验证。
(1999年初稿,2002年7月修订于上海…北京)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后记
后记
20世纪的行将结束,对我来说具有一种强烈要求“算清旧帐”的紧迫感。本来,地球运转到某一点的坐标只是相对的,在时空关系上并无绝对意义;但按照惯例,“年关”则是特殊的“结帐、还债”的期限。何况这是“千载一逢”的大年关。
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中,我欠的文债可谓多矣!特别愧对五四以来的先师长辈,他们于我恩重、情深,而我何以为报?
80年代以来,我探讨现代文化人和知识阶层的发展史,除了撰写访谈记回忆录、并作惯行的文本分析以外,我还从两个特别的角度切入:
一是从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他们各自的个性、人格特征及其心路演化过程;
二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他们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也就是统计归纳、比较分析“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实际情况。
这两个切入点,特别是后一切入点,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无不承认它的重要性,而在文化理论中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197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先师宗白华、王了一、华罗庚、周培源、王竹溪等,在交谈中都勉励我着手开发这两项工程,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指导以科学的方法。但此后10年我在中关村的精力主要化费在“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上,只在业余断断续续对“现代知识阶层发展史”作一些收集整理资料的前期工作。直到198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刻,我遇到一场大灾、生了一场大病,有段期间几乎失去了写作和说话的能力;当许多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却能得到几年的静默机会沉思回想、并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准备。塞翁失马、新丰折臂,安知祸福!接着几年的养病康复中,在原有基础上写得一些文稿。但自己还是觉得缺乏把握。
梁启超确诊中国学术界的几个痼疾顽症——
(一)笼统:用语笼统含混、往往产生歧义;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空论。
(二)武断:没有核实充分的根据、缺乏逻辑严密的理由,举几个例子就下判断,随意发挥就做结论。
(三)虚伪:一方面,隐匿真相、曲解事实、杜撰伪证;另一方面,思想内容本无新意,却偏要故弄玄虚。
(四)因袭:缺乏辩证批评的能力,失去独立思考的精神,遵循权威话语,沿袭他人见解;甚至“代圣人立言”,东拼西凑,人云亦云。
我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注意克服这些遗传的痼疾顽症。也希望读者们多加针砭、斧正。
本书是第一部探讨“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著述,试图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至于所开辟的是险道还是坦途、是绝境还是生机,那只有让社会实践来检验、让历史发展来评判了。
我在这里谨向周有光先生、牛汉先生、邵燕祥先生、朱正先生致谢,他们阅读了本书的一些主要部分,并且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让我能匡正错误、开拓思路、调整结构、增补论据。我还要感激百花出版社高为先生,他主动地向我约定书稿,并促成此书的印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向我的爱人赵青表达感恩和负疚之情。多年来她的热心鼓舞和全力支持,是我写作灵感的一大源泉。但在她腿伤治疗和休养期间,我因埋头在电脑前打字或整理资料,而有时竟然忽略了对她的照顾。我的这些疏忽,她都能善良地体贴谅解,更使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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