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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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得我怀惭抱愧，于心不安。　　　　
　　　　所以这本著作是献给她的。　　　　
　　　　陈明远　　　　
　　　　1999年12月12日　　　　
　　　　于北京丝竹园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修订再版附记

　　　　修订再版附记　　　　
　　　　正如朋友们所评：这是一本跨世纪的书。　　　　
　　　　新的世纪展开了新的气象，也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本书出版之日起，一直酝酿着修订再版。四年来，广大读者对我鼓励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意见，指点不足之处以供纠错；朋友们帮助我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修正了一些推理和论述；我也不断发现本书的缺陷试图弥补。今天，电脑屏幕上的修订稿打印出最后一页。我终于能喘一口气了。　　　　　　
　　　　百年前的变法维新，是我国现代化历史的转折点。这不仅表现在兴办实业、筑路开矿、引进机器、电力、银行、邮电、铁道等等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彻底革新学校教育、编印图书报刊、改良游艺场所，引进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等等精神文明。从而诞生了具有新人格、新思想的一批又一批文化人。　　　　
　　　　经济权是跟精神文明、教育事业、独立人格紧密相关的。本书将书名恢复为原来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在《文汇报》和《社会科学论坛》连载时的专栏标题），这样更确切地表明：对于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状况的自觉反思和研究，提出并实践力争经济权的主张，乃属于文化人启蒙使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与“救亡”成为我国新时代两大主旋律。然而“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如何？至今没有得出深刻的共识。　　　　
　　　　过去有学者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又有学者补充为“革命压倒启蒙”。我经过多年的探讨，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帖，难以苟同。　　　　
　　　　我们应该用史料、用实证来说话，而不能只靠感觉、感想、联想来说话。　　　　
　　　　事实表明：在“救亡”尤其是抗日救亡的艰苦奋斗过程中，我国进步的文化人不仅没有中断“启蒙”，而是以更强的力度推进了“启蒙”。抗战期间，民主运动在大后方得到空前的发展，反专制独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作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复旦光华等高等院校挺然屹立，作为民主斗士的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作为民主喉舌的《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观察》等持续印行，作为民主理论的许多著作不断发表，作为民主文艺的歌咏、戏剧活动繁荣昌盛……这一系列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正相反地“救亡（不做亡国奴）保护了启蒙”、“启蒙（不做愚民）促进了救亡”。救亡的实质就是反抗并击退帝国主义的奴役，启蒙的实质就是反抗并击退思想文化专制的奴役；救亡落实到行动就是力争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启蒙落实到行动就是力争个性解放、维护自由人权。新文化启蒙运动以及救亡运动都是思想解放运动，主张国家独立和人格独立的一致、民族自由和个性自由的一致。“启蒙”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启蒙之敌是专制、暴政、愚昧、迷信。而真正的“救亡”更需要民主与科学的支援、并保护民主与科学的园地。所以，启蒙思想就是爱国爱民的思想，就是“人本位”的思想，跟救亡的目标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谁压倒谁”的根本冲突。　　　　
　　　　历史作证：“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积极互动，唤起民众、深入人心，开拓了大后方的现代产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成为抗战时期支撑我国独立国格和独立人格不致沦丧、中华民族免于亡国奴噩运的根本力量。我国五四以来的启蒙（民主与科学）运动是被野蛮的暴力摧残的，是被愚民的独裁摧残的，是被腐败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摧残的，最终是被“史无前例”的十年法西斯浩劫断送的。野蛮的暴力、愚民的独裁、腐败的专制乃是反民主、反科学的刽子手。我们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决不应该以感想代替实证，决不应该把扼杀“启蒙”的元凶推到“救亡”身上去。　　　　
　　　　什么叫“启蒙”？就是开启民智的思想革命运动。启蒙与革命本来也是一致的、相互促进的。只有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是愚民政策（反启蒙）到极端的思想统一（反解放）运动，是“整人”特别整文化人、革文化的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倒退。所以不应说“革命压倒启蒙”，而是法西斯思想专制扼住了启蒙的咽喉乃至生命。　　　　
　　　　“启蒙”即“思想文化革命”的原动力在于人，其中数量虽少、能量巨大的一部分乃是进步的文化人。人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启蒙与思想文化革命的物质基础，像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那样的“中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群体，构成了启蒙与思想文化革命的中坚力量。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对于我们祖辈、父辈的讲演，将永远回荡在后人耳畔，铭刻在后人脑中　——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韵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161页）　　　　
　　　　曾任北京大学文科讲师的鲁迅，在70年前离开北大时痛心地感叹：“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但我们要扪心自问：那究竟是谁的罪过？怎样造成的罪过？又如何赎回，如何立功立德来加以弥补？　　　　
　　　　从19世纪末年以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艰难萌芽、挣扎成长的我国文化事业，好比一株青春之树，半身是不屈不挠、枝条茂盛、绿叶纷披；另半身却深受人祸天灾，枯败腐朽、凋谢飘零。是新枝绿叶盖过枯败腐朽，还是枯败腐朽压倒新枝绿叶，这将决定我国文化事业的命运、中产阶层文化人的命运。　　　　
　　　　笔者写这书的过程中，感受着巨大的忧患。十年浩劫的严重创伤和危害，迄今仍是我民族文化的病灶，时常复发；“文革”病毒的后遗症，需要许多年的艰苦努力方能根除。由于思想专制和愚昧迷信的残酷迫害，从事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经济学早已中断多年。笔者不揣冒昧，知起难为而为之，力图以本书作为新生代一个启蒙的枝条。　　　　
　　　　笔者写这书的过程中，隐含着深沉的哀痛。笔者感激先父陈在文、先兄陈明通的养育启蒙之恩。笔者对于社会、经济的知识和资料，很多是父兄所赐；本书的发表只是初步实现了父兄的遗愿。同时感激周有光老师长期以来的亲切指导，许多人只熟知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而竟然不知周先生本行是经济学家，原为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我的大姐陈明璜是他的门生，而本书的内容原为已故大姐在上海财经学院的研究课题。志未酬、身先死，其痛何如！　　　　
　　　　笔者写这书的过程中，更怀抱着殷切的希望。本书已经引起社会的重视，本书提出的若干看法已经引起广泛的共鸣，希望它进一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效用。本书的修订再版不是结束，而只是揭开一些新的叶片。希望更多的文化人来栽培灌溉这个枝条，使它不致被污泥浊水泯没，而能迎着曙光开花结果。　　　　
　　　　2002年6月3日于北京中关村第一稿　　　　
　　　　2003年12月9日于上海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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