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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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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 200 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后来的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 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80圆（当时米一石只得5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出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100圆’；再过一年加为120圆。1925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19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10圆的工人，加3圆；原工资10一 20圆者，加20 ％；原工资20—30圆者，加15 ％；原工资30—50圆者，加l0 ％；学徒练习生满 1年加1圆，满2年加2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通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2圆7角5分，或加7圆5角，多的可加17圆5角等等。”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百人。
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80圆）。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但是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有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１０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十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级）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5）
“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
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９月２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二千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 职务1921 年1922 年 1923 年1924 年
鲍仲言总经理 8000 圆9000 圆 7000 圆6750 圆
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
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
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 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会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编译所职员沈雁冰 （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1年加1圆，满2年加2圆。
（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四）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86 ％ 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３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
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
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中国80 ％ 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外滩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三百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励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风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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