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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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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风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二十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其他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南京路附近的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王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的航海读物，等他们的轮船到上海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 20 ％ ；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记载：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３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４圆而止，普通者亦３圆为率。记载门则２圆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1903年，即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第二年，林纾新译本《伊索寓言》便交给商务出版。1906年《林译小说丛书》50种陆续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说部丛书》第一集100种，其后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集。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译述小说共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林译小说的损失》，转引《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
这样每部稿酬1200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根据我的计算，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民国初年（1911…1919）这一时期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今50元。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可见由于林纾翻译小说的畅销，所得稿酬超过了一般规定的两倍。
周作人回忆：在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百圆，10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０年）满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二百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
本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二）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三）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市《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
还是举鲁迅和柔石的例子来说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本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圆的书，分给你二十圆（陈注：当时上海各出版社所订的版税通常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圆，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圆，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圆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２０％，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3）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民国以后，一般报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标准略有降低——
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千字。1941年1月创刊。
1915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圆。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２圆至５圆。”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这当然是最高的。一般书籍的版税为15—20 ％左右。
各级学校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用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圆，秦蘅茫编的《代数》、《几何》，稿酬共700圆，景阳编的《三角》，稿酬400元。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圆，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圆，然后每次校对交字付150圆，再三次排校毕付清。
1916年3月，范云麓编《春季单级国文》十二册教科书，并编（学生自习字典）一本，合2400圆。
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刚来北京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关于上海出版界经济收入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
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忠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300圆左右。
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150圆至300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150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80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100圆左右，交际费在外。
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报酬）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10圆左右。
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40圆，兼任者仅10余圆。
有缮译，每名月薪约50圆至80圆。有校对，有译电人，每名月薪20圆左右。
本埠编辑亦可称城市编辑，亦为编辑部之要人，……其月薪约在80圆左右。
属于本埠编辑指挥之下者，有特别访员，月薪在40圆至60圆之间。
有体育访员，月薪约在30圆左右。
有普通访员，每人月薪约在10圆至30圆之间。
副张（即副刊）均载文艺及滑稽之作，另有一编辑司之，月薪约60圆左右。
对于1912年至1927年间上海报社的组织机构及各类人员“按劳取酬”的经济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全面的综述。此外，我还从当时一些具体人物的史料中，考证了实际薪金情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4）
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鲁迅全集》载有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标准。
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２－３银圆；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银圆（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１－３圆。因为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最低者（注：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５角钱，高者每千字３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３圆，有时千字５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鲁迅的稿酬标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６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
商务印书馆所定稿酬：郭沫若千字４圆，胡适千字５－６圆，林纾和章行严（士钊）千字6圆。……
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至于特别优惠的稿酬当属梁启超，为千字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回复梁启超的信中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20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参看《梁启超年诺长编》第965页）
但是民国以后，出版的书籍通常计算版税；也有按照字数稿酬或将版权一次买断的。
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市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 10…25 ％ 之间。
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 10 ％ ；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 ％ ，再版20 ％ ；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 ％，甚至达到25 ％ ；而梁启超的身价最高，达到40 ％ 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帐”。版税的支付时间，按照惯例为三节（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除夕）核对实际销售数结算。
３０年代中国的稿酬标准跟２０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北平的稿酬一般比上海高些。在北平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４－５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１－３圆。因为北平是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鲁迅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几乎也都是拿版税的。查《鲁迅日记》1933年5月15日
记有：“《两地书》五百本版税百二十五元。”《两地书》定价1元。按前面所说的版税公式推算，《两地书》的版税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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