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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 2007年第2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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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土耳其的最重要的不同在哪里？
帕慕克：欧洲历史上血腥的战争岁月和所有暴行给欧洲人留下的教训是：摆脱了宗教仇恨的世俗政治，主要是个和平问题。土耳其人并不是持有相同的观念，这与长期以来世俗政治是由军队来维持的事实有关。但是那种态度从此改变了。
您小说中的主角卡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你会认为自己也是无神论者吗？
帕慕克：我跟这一说法间存在的问题起源于这一事实：在过去，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就这个说法搞出过颇为戏剧性的场面。我的信仰是复杂的。文学是我真正的信仰。毕竟我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
您认为自己是个穆斯林教徒吗？
帕慕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于穆斯林文化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是个把历史和文化身份同该宗教联系起来的穆斯林。我不信仰能与上帝亲自接触，在那儿就是变得超出人类经验的。我认同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很高兴能生活在一个思维活跃、富于包容的岛上，在这儿我可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的作品，这两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你经常写日记吗？
帕慕克：我非常喜欢读其他作家的日记，主要是因为日记使得我问自己：他们像你吗？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喜欢一个作家在世时发表的日记。我自己的日记是一种记忆形式，但是只为我自己所用。我需要这些记载；它就像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每天，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就像一个孩子要玩耍一样。当我旅行时，我时常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日记本，写一些东西进去。它有一种自身神奇的力量，给我某种成就感。若是某些天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会感觉不自在。认真写完一页后，无论是今天或在五十年后发表，我有一种自己是个乖男孩的感觉。
为什么三年前土耳其的出版商迟迟不愿出版最初版的《雪》？
帕慕克：那时候的法制环境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认为最好是把书给某个律师看一下。我们不确定公众检举办公室是否会反对书中的描写。认为批判军队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它涉及到非宗教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表对土耳其问题和美国问题的看法，你没有感到犹豫吗？
帕慕克：在我的书外，我已经谈论过这些话题，在土耳其，这些话题很容易让你卷入麻烦之中。让我这样来说：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19世纪伟大的作家都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写作的。小说和写小说的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写任何事情。你需要解释的全部就是它是虚构的。那就是《雪》的情形。没有人以他们所担心的方式作出反应。
但是在土耳其你一直以来并会继续成为人身攻击的对象。
帕慕克：当土耳其开始靠拢欧盟，我并不是唯一担心土耳其历史上黑暗面——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某天会成为一个问题的人。换句话说，在一战中亚美尼亚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那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不能置之不理。我暗指这样一个事实（当然并不是故意摆出一个博学的论点）：谈论土耳其是件很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如今叫做土耳其的土地上被杀害？
帕慕克：我的这句话导致了一场强大的爆炸性震动。当一些颇具爆炸性的东西隐藏起来时，其内部积聚的张力最终定会被释放出来的。
你一直避免直接将它说成蓄意屠杀。其实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
帕慕克：因为我不想用。事实上，蓄意屠杀这个词最先用在土耳其报纸上是来攻击我的，即使我甚至没有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后来被欧洲人引用了。当人们突然谈论起一些此前是禁忌的事情，并发起一场真正的对我的憎恨运动，我能做什么呢？我无法站起来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
就在那时你暂时移居到美国。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在逃避吗？
帕慕克：你倾向于过分夸大事情了。是你工作需要。我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我曾经申请奖学金，在那求学。所以在那呆了一阵，这就是全部。
因“公开贬低土耳其国格”，将在12月面对审讯，对此你感到担心吗？
帕慕克：我必须遵守法律和我国的法制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确实对此很认真。然而，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对我会有重大法律后果。我不是十分担心。
所以你不认为会被送进监狱？
帕慕克：当然不会。
对一个土耳其作家来说，进监狱是不是至少曾经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帕慕克：做土耳其第一个进过监狱的作家，是否是一个更大的荣誉呢？那样是不是更好？对土耳其和作家都更好？
你认为土耳其的总理雷赛普？塔伊普？埃尔多甘十分地支持你吗？
帕慕克：当我惹上大麻烦的时候，埃尔多甘不支持我。
他对指控表示了遗憾。
帕慕克：是的，当这件事达到国际层面时。他希望看欧盟中的土耳其。除此之外，你不能忘记的是：这个人也遭受过监禁的，仅仅是因为引用了几首诗。
你认为埃尔多甘是一个专注的改革者，还是一个很好地掩藏了其真正意图的伊斯兰教徒？
帕慕克：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组织者，一个优秀的组织者，他是一个强硬的家伙。他所采取的伊斯兰教形式——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的、中东式的语言风格——在十年前的土耳其是十分平常的。自那开始，他转移至一个高度显著的立场，也就是说将土耳其朝着欧洲方向推进的愿望，受到伊斯兰教徒，前伊斯兰教徒，一些非宗教主义者和七成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如果你问我那是否是矛盾的，我说：不是的，朝着和平方向的伟大变化，往往是来自于人民，开始他们并不是伟大的和平鼓吹者。
在土耳其欧洲观念有多强烈啊？
帕慕克：只要想一想最近听到与欧盟的谈判开始了这样一则消息，整个国家是多么兴高采烈。这个国家，如我对它的描述，尽管带有政治褊狭，如今已准备好向前迈进，打破关于美国的禁忌，并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大步向前迈进，以便能够加入欧盟。仅仅这个就可以显示欧洲观念是多么强烈。
如果某天土耳其真正成为欧盟的一员，其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
帕慕克：当然我们土耳其人会失去其一部分特征，就像欧洲也要失去自己一部分特征一样。那时候也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欧洲。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雄心勃勃的、艰巨的政治尝试。欧洲将变成一个强大的、多宗教的整体。它将新增七千万土耳其人的力量，他们恰好也是穆斯林教徒。这不会有丝毫的危险，因为土耳其人也向往和平。他们准备好成为真正的欧洲人。
身为一个土耳其人，你感到自豪吗？
帕慕克：当然。我为土耳其人而感到自豪，为用土耳其语写土耳其而自豪，并为我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而自豪。但是我不希望使它们戏剧化，从而使事情政治化。你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当你接受该项和平奖时，将打算说些什么？
帕慕克：我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小说这一伟大艺术形式来界定欧洲。
父亲的书箱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刘钊译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交给我一个小书箱，里面装满了手稿和本子。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告诉我在他过去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我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回头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我的书房，书丛中间，父亲话中带着几分腼腆，“我过去以后呢，你挑一挑，兴许有的能出版。”父亲仿佛是要摆脱一种特殊的、让他感到痛苦的拖累，在我的书房东找西找，不知哪里合适，最后轻轻地把书箱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一个让父子都感到尴尬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之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又回到往日的角色，恢复了轻松、风趣的本性。和平常一样，我们开始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说到土耳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问题，说到父亲那些往往虎头蛇尾的工作，语气温和、轻松。
记得父亲走后，我有好几天在箱子周围转来转去，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它。那是个黑色的小皮箱，一把小锁，柔滑的棱角，这些都是我儿时就已经非常熟悉的。父亲短期外出或是需要从家里往公司带东西时都会用到它。我记得，父亲外出回来，我会打开这个小箱子，翻弄他的东西，而且非常喜欢里面古龙香水和国外那种特有的气味。对我来说，这个箱子是那么熟悉，充满诱惑，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我童年的记忆。可是，我甚至不敢碰它一碰，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藏在箱子里面的东西有着一份神秘的重量。
这份重量代表什么？这份重量代表的，是一个人闭门伏案，远离尘世，以纸笔进行的倾诉——它代表的是文学。
我不敢碰父亲的书箱，更没有勇气打开它，但里面有些本子我是知道的。我看到过父亲在那本子里写写画画。书箱里的东西在我并非新闻。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四十年代末，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曾经做过诗人梦，曾经把瓦雷里的诗歌译成土耳其文，可惜读者寥寥。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作文是难以谋生的。他放弃了。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个富商，父亲的童年和少年皆衣食无忧，他不能忍受文学写作之苦。他热爱生活，生活真是美好。我能理解。
对父亲的书箱敬而远之，首要原因当然还是担心，担心我可能不欣赏他的作品。父亲心有玄机，未雨绸缪，故意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架势。这样的态度，让有着二十五年写作经历的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我并不因为父亲对文学的轻描淡写而心生丝毫不满。我真正害怕的，我不想知道、更不想发现的是，我的父亲也许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是我真正的担心，这种恐惧让我没有勇气打开父亲的书箱。还有一个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父亲的书箱里面竟有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就得承认，父亲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是很可怕的。虽然人到中年，我还是希望父亲就是父亲，不要是什么作家。
我认为，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他的工作就是经年累月、充满耐心地去慢慢发现那片塑造了另外一个“我”的天地。说到写作，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文学传统，而是伏案书斋，回归自我，独自一人用文字去创造一片新的天地。一个作家，他也许惯于打字，也许熟悉电脑，也许像我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喜欢纸笔手书；一边写作，一边品一杯咖啡或红茶，或是抽一支香烟。有时他会离开书桌凭窗而望，看到街上玩耍的孩子，幸运的话看到的是几棵大树或是一片风景，或者只能看到一堵幽黑的墙壁。他可能写诗歌，写剧本，或者像我一样写小说。但首先是作家的本务，是他伏于案头，耐心地走进内心世界，其次才是这种种差别。写作，就是把内省外化为文字，就是以耐心、执著和快乐的心情用自己的思想去探寻一片全新的天地。伏于案头，一页白纸，慢慢地加上新的文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感觉到，我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在塑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个“我”，如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一方穹顶。文字就是作家用的石头，握在手里把玩，感觉它的形状、尺寸、重量，有时远远地打量，有时用手指或刀锋将文字设置摆放，以长年的执著和耐心满怀憧憬地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我来说，写作的秘诀不是虚无缥缈、来去无踪的灵感，而是执著和耐心。土耳其有个成语，叫做“以针掘井”，拿它形容作家的创作活动实在恰如其分。古代故事里有一个叫费尔哈特的人，为了爱情开山引水。我赞赏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个波斯细密画家用饱满的激情年复一年地绘制一模一样的骏马，以至了然于胸，闭上眼仍可画得活灵活现。我知道，写细密画家就是在写创作，就是在写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作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如同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能够感受语言的力量，必须做到长年伏案，献身艺术，乐此不疲。灵感天使对有的人也许从不眷顾，对有的人可能时时垂青，但她欣赏作家的这种信心和乐观；在作家最感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构思以及作品的价值最感怀疑的时候，也就是在作家觉得只能孤芳自赏而知音难觅的时候，灵感天使就会为他指点迷津，给他带来故事、图画和构思，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与自己构建的世界结为一体。在我为之付出全部生命的写作生涯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些极为得意的句子、构思、篇章似乎不是出自我的笔下，而是另外一种力量的发现和慷慨赐予。
我不敢打开父亲的书箱翻看里面的笔记，因为我知道，他永远不会陷入我的困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热爱孤独的人，他喜欢交友，喜欢热闹，喜欢聚会，喜欢玩笑，喜欢和人打成一片。只是后来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猜测：我的想法、我的苦闷、我的隐忍，也许只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体验中得出的一种偏见而已。也有不少杰出作家，他们并没有离群索居、抛家别子，并没有放弃市井喧嚣和红尘之乐。况且我的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曾一度厌恶过家庭生活的平庸离我们而去，远赴巴黎，和很多作家一样关在酒店房间，写满一本又一本。我知道，那书箱里面就有一些本子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因为父亲把书箱交给我之前的几年就已经不再避讳那段经历。我们小的时候他也曾说起过这段经历，只是那时对自己愤世嫉俗的性格、写诗作文的理想以及在酒店房间时的心态茫然只字不提。他常对我讲，在巴黎的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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