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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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由国家治理，地方百姓就依赖国家，不再主动参加。所以治河官吏就强征民伕，弄得河工弊端百出。其实花钱雇工就是了，但官吏们认为征调民伕可以为国家省钱。　　　　
　　　　靳辅的幕客陈潢是他治河的主要助手。陈潢（1637~1688），字天一，浙江钱塘人。有奇才，无奈时运不济，困于科场，很不得志。流落在邯郸，游览古迹，题壁赋诗，抒发郁闷。有一次，靳辅因公事路过邯郸，见到陈潢的题壁诗，大为叹异，寻访得之，二人结下深厚友谊。靳辅敬佩他的才学，将他聘为幕客。从此，陈潢为靳辅出谋划策，办了不少大事。此番治水，靳辅见河道败坏不堪，曾有疑虑。陈潢却认为这正可以有所作为，他鼓励靳辅说，非盘根错节不足以试利器。他的一番话大大增强了靳辅的信心。　陈潢日夜奔走在黄、淮、运工地上，心力交瘁，治河官员深为感动，对他尊敬有加，将其视为师长。　　　　
　　　　靳辅将黄河下游河道疏浚三百里，以所挖泥土加固堤坝，在临水面修坦坡，以减消水流冲击；并根据大臣冀如锡、伊桑阿的提议，在两岸广植柳树，疏浚湖泊；并设闸渠与河相通，以便于蓄洪；又把淮河、运河疏通改造，同时高筑分水岭，以利于分洪；修建水坝以备洪期泄流，等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黄、淮、运河的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黄河上游暴雨成灾，两次洪水又将河道冲坏多处，靳辅一面组织人力堵塞，一面上书自责，请求处分。　　　　
　　　　康熙帝派大臣伊桑阿、崔维雅等人前往黄河两岸验看堤工。他们对靳辅的治河功绩视而不见，多方挑剔。崔维雅上书将靳辅治河功绩全部否定，还向皇上建议撤换靳辅。工部尚书萨穆哈又提出让靳辅“赔修”。康熙帝不同意，靳辅是清官，哪里有钱赔修？相互拆台，挖墙脚，是封建社会官场中最常见的现象，防不胜防，如果皇帝又从中推波助澜，清官办事就更难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康熙帝算是一个明君，对小人君子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君主对臣工们永远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小人亲、君子远的官场环境。多亏康熙帝对靳辅仍比较信任，他认为，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他虽将靳辅革职，但仍予以留用，只是“戴罪督修”限期完工。由此看来，历代河臣大多治河无功，主观原因是官场环境使然。坏也惩罚，好也惩罚，总是受到干扰，干脆就玩忽职守了，这一点，再看靳辅往后的遭遇就清楚了。　　　　
　　　　靳辅指挥民工，塞决口，筑堤坝，又经过一年苦干，除了海口工程尚未完成外，各项工程多已完工，黄河归于故道。靳辅又在宿迁清河挖一运河，以保漕运畅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康熙帝恢复靳辅河道总督职。次年，内阁学士席柱从广东回京，路过黄河，顺便拜访靳辅，视察河工。回京复命时，康熙帝问他河道情况，席柱说：　“曾见靳辅容颜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康熙帝自慰当初没有换掉靳辅，使其能够继续完成河工，不由感慨系之。治国、治水恰如治病，良医治病，治其根本，其效平缓；庸医治病，因病治病，务求速效，饮鸩止渴，在所不惜。治国与治水，只宜求稳步发展，慢慢地收良性循环之功，不必贪短期效益之利。好大喜功，必致偾事，古今一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吴三桂之乱已经平定，台湾也已收复，靳辅治河已经七年，效果如何，康熙帝要亲眼一见。十月，开始第一次南巡（后来又有五次）。康熙帝至江苏宿迁、桃源县等地视察治河工程，慰问治河臣民，康熙帝告诫官员们不要侵夺工程费用（这几乎已成惯例，所以特别提醒），又视察了天妃闸工程，与靳辅讨论了治河方略。康熙帝对他的水利知识大为赞赏，问：　“治河方略都是你一人谋画，或是另有博古通今之人？”　　　　
　　　　靳辅答：　“臣的幕友陈潢先生是位奇才，臣治河措施，皆陈潢所赞画。”　　　　
　　　　康熙帝立即将陈潢召来一见，对他印象颇佳，破例赐坐。不久就授他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道官衔。康熙帝返京之前，又召靳辅入帐，褒扬了他的治河功绩，并赐以亲笔所书《阅河堤诗》。　　　　
　　　　靳辅又进京奏报须及时抢修的一批工程，请皇上转户部审批。康熙帝下谕：　“河工紧要，须及时速修方有裨益，若此等事必待题明议复以后，始行修治，就要贻误工程，以后岁修、急修，河工钱粮即行支取，手续年终再行奏销，始于河工无误。”靳辅凡事先请示后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无论如何勤勉廉洁，也会有人说三道四。皇帝又喜欢怀疑能臣自专，这就为靳辅治河造成了种种障碍。　　　　
　　　　崔维雅显然就是张伯行所说的那种妄行己私、变乱成规的不学无术之人。他视察河工之后，写出了《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进呈康熙帝。崔维雅全盘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功绩，他建议拆毁全部治河工程，重新再修。康熙帝也提出了挑浚黄河入海口的方案。靳辅据理力争，带动明珠等重臣也反对挑浚河口，康熙帝见自己的建议受阻，很不高兴。　　　　
　　　　于是，康熙帝将治口工程交给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习惯称“小于成龙”，不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办。于成龙赞成挑浚海口，导黄入海。靳辅坚决反对，理由是河口低于海平面数尺，一旦挖开海口，海水势必倒灌，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筑河堤，束水注海。　　　　
　　　　在朝堂之上，二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于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下河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会引潮水内侵，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下河外筑长堤，束水注海，则下河不浚自治。由于两议相持不下，诏命下廷臣会议。在廷议中，支持靳辅者为多，大学士九卿俱从之，惟有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少数人赞成于成龙之议，许多大臣都赞成靳辅的方案。满大学士明珠说：　“前靳辅、于成龙两人互相执论，以下河不修，则高家堰一工亦可停止，此不过一时争胜，故发此论。究竟高家堰所关非小，虽不大兴工役，亦当稍加帮修。”汉大学士王熙说：　“高家堰关系南河一带及淮扬等处，此工诚不可停。”连康熙本人也认为：　“高家堰所关紧要，向立此堰以为堤防，设意甚善。朕意以为此工似不可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对于下河的治理，康熙帝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大学士们多支持靳辅的筑堤束水之议，暂时无法否定靳辅之策，然而康熙帝是倾向于成龙方案的。靳辅又提出了下河屯田提案，建议将治河得到土地招民垦殖，此事最终使靳辅丢官落职。　　　　
　　　　这本来只是技术问题，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人类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我之争。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态度是人性之痼疾，任何意见分歧与斗争说到底就是要证明，是我对而你不对，权力越大就越占优势，权力之争就成为势所必然。官场中的斗争所谓复杂激烈，归根到底，也无非是“我对，你不对”这点儿事。人类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有可能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古人要强调“自省”的功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敢于认错而少犯错误，二是受到委屈冤枉时也能心平气和。要避免矛盾激化，只有修身养性一途，制度问题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对治人性的痼疾。


《君臣道》第一卷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二）

　　　　治河方略的君臣斗争一开始只是隐形的。康熙帝毕竟是有修身功夫的皇帝，愿意多方听取意见，只是潜意识中还是愿意听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意见。在经筵讲官进讲时，康熙帝向江南籍日讲官征询意见，侍讲乔莱力请用于成龙之策。康熙帝说：　“乡官议如此，不知民意如何？”康熙帝能如此注重民意，实在难得。他又命工部尚书萨穆哈与学士穆称额赴江南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考察民意。但萨穆哈调查的结果却是诸州县民意见参差不一，再令每州县派出十位通晓事体之人集于淮安询问，他们都说不便挑浚海口。于是，萨穆哈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回奏时疏请两议并罢：　“详问居民，他们说，从于成龙之议，则积水难施工力，从靳辅之议，则水中也难于取土，请一并暂停。”（《清史列传》，卷一○，《萨穆哈传》）萨穆哈、穆称额去淮扬征询疏浚海口意见时，淮扬道高成美陪同，康熙帝便怀疑高成美反对挑浚海口，从中作梗。康熙帝以“高成美居官未有善绩”、保举人吏部侍郎胡简敬是“本地乡绅”两条理由，命将高、胡二人“严加议处”，并斥责九卿推举高成美为广西按察使“殊为疏忽”。这显然是因迁怒而制造的冤案。　　　　
　　　　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汤斌由江苏巡抚升任至京，于乾清门陛见。汤斌说，萨穆哈、穆称额前去调查时，自己同意下河开海口暂停，但见康熙帝赞成开海口，就附和上意说：　“上流之水滔滔而来，下流无一去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将有不测之患。”并说自己曾私下与萨穆哈和穆称额谈过，由于萨穆哈与穆称额没有把汤斌的非正式意见向皇帝反映，康熙帝认为他们有暗中偏袒靳辅之嫌，以回奏不实罪，将他们革职。工部有人乘机疏参靳辅：　“修理河工已经九年，并无成功，虚糜钱粮”，应“严加议处”。　　　　
　　　　康熙帝命大学士再度传问九卿的意见，由于皇帝的态度已明，许多人便转而支持于成龙。九卿都说：　“汤斌前任江宁巡抚，所见必确，今称开海口有益，故复议应开。”（《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戊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康熙帝命工部右侍郎孙在丰主持下河挑浚工程的实施，靳辅随其督修。在闭塞滚水坝问题上，孙在丰与靳辅又发生了争执。康熙帝认为靳辅是在有意阻挠河工，下命“下河决宜开浚，断不可止”。因河员多为靳辅旧人，不听孙在丰调度，孙在丰事事被掣肘。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康熙帝令大学士、九卿就此事会议，说：　“孙在丰是汉人，不能约束满人。”原任淮扬道高成美乃“罢职之人，今犹不赴京，必与往修河工诸员串通妄为”（《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辛丑、癸卯）。显然，治河的技术问题转而变成了朋党之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官场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党不成，则计不得行”的情况。人们必须相互攀缘交结，走门路，讲交情，请客送礼，才能办差，并且官运亨通。古之朋党，略相当于今之所谓“集团”。君主最怕大臣结党，明君考察官吏，往往把不“交游”，不走动权门作为一条准则。古语云：　“君子不党。”为什么？因为“结党”无不“营私”，若不“营私”，何必“结党”？故“君子不党”。在污浊的官场之中，谁要保持清白，谁就会受到别人的打击排挤，同流合污才可以保全禄位。私欲严重的人自然要相互勾结，左右逢源，扶摇直上。所以精明的皇帝无不提防着大臣们交游和结党，喜欢结党的贪官污吏靠这些方法成势，但有时也因此而吃大亏。　　　　
　　　　此时，（小）于成龙已从安徽按察使升任直隶巡抚。于成龙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德和皇上的明鉴，逐步升迁。这在盛世或中兴时代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帝特别予以表扬，说：　“设官分职，原以为民。地方得一良吏，则民遂其生。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即其本旗王门上亦不行走。今人不往来于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着加太子少保衔，以为廉能称职者劝。”要使大臣做到“以道事君”有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自觉地修身，做到“品行清洁”；其次是“畏国法而然”。在康熙帝看来，于成龙属于前者，所以格外器重他。但是，儒家又有“以道抗权”的思想，这显然不是皇帝所喜欢的。在康熙帝的潜意识中，于成龙是自己的忠实工具，比靳辅听话。在治河问题上，朋党之争日益明朗化，而小于成龙其实也不是超然不党的。康熙帝在利用于成龙打压靳辅的同时，也就亲手制造了党争。这大概是康熙帝所不愿意承认的。　　　　
　　　　康熙帝不愿意给人留下以势压人的印象，特命户部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再次会勘河道。佛伦支持靳辅的意见，回奏称：　“臣等阅视高家堰地势，应如靳辅原议。”（《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丑）而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则与佛伦意见相左。慕天颜说：　尚书佛伦等人“皆从靳辅臆说，臣不敢附会。且靳辅倡举屯田一事，屯官丈占民田，百姓苦累”（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学士明珠支持靳辅，九卿诸臣也是赞成靳辅者居多。　　　　
　　　　御史郭琇上《特参河臣疏》，率先参劾靳辅：　“靳辅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河口，靳辅专信幕客陈潢之言，百计阻挠，宜加惩处。”（《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丁酉）小于成龙又向皇帝揭发了明珠揽权纳贿的问题。郭琇再参劾明珠。明珠随即失势，靳辅自然也就跟着倒霉。这是靳辅的反对者的战术。郭琇参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树党营私，称他们是靳辅的后台，几人互相勾结，侵吞了大部分治河经费。对于贪污这一指控，靳辅似乎早有预防，他把治河账款交由陈潢亲自管理，无论大小开支，一笔一笔，陈潢都记得明明白白，没有丝毫遗漏。贪污指控，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