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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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地精于易理，对江湖邪术有所了解，不会轻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气足，则邪气不可犯。太子狂疾问题的关键还是他的品性不洁。这一点康熙帝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是寄希望于太子的病愈，所以他决定复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对，他说：　“建储大事，须慎重为是，一旦立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这是针对太子服制越礼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后劝告康熙帝：　“对太子要徐徐调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现在复立太子。作为臣子他不便深说，因为深说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招祸，这也是他处世讲求中道的表现。康熙帝希望这一决定最好是由大臣们主动提出来，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传达，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复立太子，所以并没有替他向大臣们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将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中，对他们说：　“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致于此。”因此他命令群臣从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举荐一人为皇太子，并申明说：　“众议属谁，朕即从之。”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以臣选君”的形式，显然是满洲家法的遗存。从本质上讲，“选君”意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长期被压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义之君，宽仁的胤禩必然就会被推举。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为什么又要大臣们推举？他的目的却不是真要“以臣选君”，不过是要复立太子，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养的。这次“以臣选君”实质上是要借“臣选”之名，以掩盖“钦定”之实。　　　　
　　　　最后，他特别提醒，此事不可让大学士马齐参与。他知道马齐与胤禩关系甚好，向来就主张立胤禩为太子，最近正在积极活动。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个很显赫的大家族，而马齐则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父米斯翰在康熙朝前期曾任内务府总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吴三桂之乱时，以力主削藩而出名。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屡迁至兵部尚书，调户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列议政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在满洲大臣中他与国舅佟国维的威望最高。　　　　
　　　　马齐没有听从皇帝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参加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表决。大学士张玉书问：　谁最合适？马齐说：　大家都推举皇八子。胤禩党中骨干王鸿绪等人在手掌心书“八”字，暗中鼓动大臣公推皇八子。李光地虽然也赞成八阿哥，但是他早已明了皇帝的用意，左右为难，故此，他在会上不明确表态。　　　　
　　　　公推结果是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而不是复立废太子二阿哥胤礽，这使康熙帝十分气恼。他立即就食言了，并追问，是谁首先推举胤禩为太子的？大臣们都不说话。康熙帝说：　“必定是国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的意思。”于是将马齐与其弟马武等人夺官。汉大臣也要有人倒霉才平衡，王鸿绪就被罢斥回乡了。康熙帝认为，拥立胤禩的官僚，是要结恩于他，“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矣”。他深知太子一旦登基，昔日有功的朝臣其权力不可避免要扩张。但是，这总比拥戴太子的一帮人强得多。康熙帝就是不认错。　　　　
　　　　康熙帝对李光地也十分不满，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却不向下转达。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言不发？除了他不赞成废太子而赞成八阿哥这个原因以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既然立太子就会有人结成朋党，倒不如不立太子为好。　　　　
　　　　康熙帝召见李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李光地回答：　“此事关系甚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臣子所当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康熙帝特别传谕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为之陈奏，只有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确是伟人。”胤禛急忙推辞说：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要“传位于四子”的。胤禛是惟一与胤礽关系密切的人，这在心理上算是一种补偿。史学家们都不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因为虚而不实，要实实在在的史料才算数。其实，中国历史的许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给后人看的，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骗人还少吗？拿这些明显是制造给后人看的史料来做论据，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古人把考据之学视为最无用的学问，确实是如此。　　　　
　　　　太子复立，李光地奉旨为册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诫太子说：　“勤思孝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如此而已。”这些话是针对太子的根本弱点而说的，可谓对症下药。虽然他知道这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对太子逼宫篡位之心防范甚严，但对其骄奢淫逸和暴虐无道却不加限制，反而纵容之。康熙帝说：　“太子所奏欲责备之人，朕无不责备，太子欲惩处之人，朕无不惩处，太子欲驱除之人，朕也无不驱除之，只有太子欲杀之人，朕不曾杀。”太子不孝不仁，为什么要纵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诞：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是说，太子如果万事如意，心情舒畅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愈矫愈暴。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们总想为子孙万代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却绝不按照孟子所说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难自我澄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约束，除非圣贤，常人是难以做到的，尤其作为太子就更难以做到了。


《君臣道》第二卷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三）

　　　　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　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