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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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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⒊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也只剩下了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地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要一间小屋】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
“我还记得上来。”
“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2005年6月～2006年4月于北京守愚斋
原载《江南》2006年第4期
本刊责编关圣力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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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5
杏子酱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钱 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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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力）这会儿全乱了套，要是下面写的有什么不对头，您可要看到底，这里没空话【1】。别人说，您是位有名的作家。图书馆的人给了我本小册子，是您的文章目录（我是在我们村念完小学的）。我没空儿全看，只看了几篇。您说，我们的集体农业就是我们幸福的基础，说我们这些苦命庄稼人如今也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到处跑了。您还说，争当英雄现在成了我们乡下的常见现象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对这些，我要告诉您：您说的那种争当英雄和那种劳动的物质（实质），全泡汤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它也早就发教（酵）了。我不知道您（写的）那些您都是在哪儿看到的。您还写了不少外国的事，说外国怎么怎么不好，说您常常发觉别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您，像是在说，瞧，那边儿走着的就是俄国人！可我也是个俄国人，我叫费佳，想知道我的全名也行，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现在我来对您说说我自己。
我家从老辈子就住在库尔省的天鹅庄园村。但是，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却给人家拦要（腰）截断了：人家把我们叫做富农【2】，因为我家的屋顶是用洋铁皮包了的，家里有四匹马，三头奶牛，房后还有片挺好的园子。园子最近处有棵枝粗叶茂的大杏树，每年都结密密麻麻的杏子。那棵树我和弟弟们爬过多少次啊，我们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杏子——往后我永远吃不到那样的杏子了。那年月，每到夏天，母亲就拿那些杏子在屋外的小厨房里按农家老法子熬杏子酱，我们哥儿几个就在旁边用小木棍占（蘸）甜汤吃。后来那些强制没收我家财产的人逼问我们：快说，还有什么？藏在哪儿？快说！快！要不就把那棵最好的杏树给你砍了……他们把它砍了。
我们一家人，还有另外几家，被装上几辆运货的四轮大马车运到了别尔哥罗德，像赶进监狱似的，把我们赶进了一个充了公的教堂。从各村运来的人都塞进了那个教堂，地板上连个能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吃的呢，什么吃的也没给，谁从家里带来什么吃什么，没带的活该。快到半夜了，才有一列货车开进站。上车的时候乱极了，一锅粥。押送我们的兵来回跑，马灯一闪一闪的。这时候，我爹冲我说：“你自个儿跑吧！”我麻利地混进了大堆（群）人里。我家人都被押运去了原始森林，进了生活的死胡同。那以后我再没听到他们一点消息。
可我从此也就开始遭罪了。我往哪儿去？再回村里，不行，这个城市倒是不小，可没我呆的地方。我往哪儿躲？谁会收留你，自找倒霉？尽管我也不小了，末了儿还是在一群野孩子堆里找了块能落个脚的地方。原来这些孩子也自有他们的藏身处——破旧房屋、柴火棚、下水道口。警察不管这些灰头土脸的野孩子，一是没地方安置，再说也没法儿养活。他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不干好事，安（肮）脏。他们大多沿街讨饭，吃百家食。不过，机灵些的就会五个一群，三个一伙地跑到市场去，把人家的货摊弄翻，故意去挤那些妇女小贩，顺手捞些东西，要么偷女人的手提包，有的干脆就从人家手里硬抢钱包。一声，哥儿，溜！全跑了。或许就一哄儿拥进食堂，在饭桌之间一边跑一边往盘子里吐吐沫。那些吃饭的来不及护住自己那盘饭，有的就干脆不吃了——正好，脏兮兮的野小子们要的就是这个，他们把什么都吃光。他们还在火车站偷。冷了就在化沥青的大锅旁烤烤火。可是，我不是小孩子了，在他们中间显得块儿太大，太扎眼，再说穿的也不那么脏破。本来我也可以给他们当“老大”，坐在那里吃现成的，让他们出去找食。可是我的心太软。
没多久，格培乌【3】的行动小组就把我从这群痞子里捞出来了，他们把我揪出来，送进了监狱。起初，我没把自个儿的想法漏（泄露）给他们。抓住就抓住吧，我给他胡编一通。可是，日子一长，我给折腾得实在受不了，禁闭室太挤，也怕招上病。我琢磨着，老是一问三不知也不行，撒谎也得会撒呀。我招了：富农的儿子。可还是把我一直关到冬天。又重新作出决定，不送我去找家人了。可不，上哪儿去找我的家人？大概所有的档案材料也都搞乱了。于是命令我去哈尔科夫附近的杰尔加奇镇，到那里后，向当局出示自己的释放证，听候安排。格培乌的人连问也没问我身无分文怎么个去法儿，只让我签了个字，意思是：保证出狱后对这几个月在狱里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一个字不许说，不然，不用侦查和审判就把我再抓进来。
我走出大门，一下子沙（傻）眼了。哪儿能容我这可怜虫呆（安身）呢？我怎么个去法儿？要不就再跑，跑得远远的？谁知道，刚走到头一条胡同口就有两个妇女朝我走过来，一老一少，好像一直在那里等我似的：“是不是刚从格培乌放出来？”我说“是”。“见过这么这么个人没有？”我说“我们牢房里没有，可牢房很多哩，都满满的”。于是婆婆问我想不想吃东西。我说“挨饿都习惯了”。她们把我领到家里。是套地下室房子，一股阴湿味。婆婆对儿媳小声说了句什么，儿媳出去了。婆婆拿出三个土豆来，点火给我煮。我不让她煮，“你们大概也只剩这几个了吧”。她却说“给被抓的人吃，是头等大事”。她又把一小瓶大麻子油给我放到小桌上了。我呀，请原谅，我不自觉地就饿狼似的吃起来。老婆婆说：“虽说我家日子过得很穷，但总不是在监狱里。给你这样的人一点吃的，是上帝叫我这么做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儿，也会有人给我家儿子一点吃的呢。”这时，儿媳回来了，她伸手递给我一张一卢布的票子和两卢布的零钱——给我路上用，说“就脸（敛）来这么多”。我不要。老婆婆硬塞到了我衣袋里。
可是，进了火车站，我一看见小卖部卖吃的——马上浑身就说不出的难受。我一吃起来，就停不住了。我把那点儿钱都吃光了，反正也不够坐火车的。我趁黑挤上火车，没检票。但过了几站就让检票员发现了。要票，我把格培乌开给我的释放证递给他。检票员看了看列车长。列车长把我领进了他那个小贮藏室，问“有虱子吗”？我说“囚犯哪有没虱子的”？列车长让我钻到长凳下面去睡，让我告诉他该在哪一站叫醒我。
杰尔加奇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我没能在那儿住下。我去地方区委会报到，他们给我登了记，就立刻派我去军事委员会，根本没理睬我还不到应征入伍年龄。医生随便看了一眼我的手指头，就发给我一个硬皮小本，盖着灰紫色印章，写着“后／民”，意思是“后勤民兵”，又派我去另一所房子。那里坐着个哈蒸厂（哈尔科夫市蒸汽机车制造厂）建筑办公室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家所有的好衣服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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