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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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餍只峥隙苏獗臼椋⒁缶】斐霭妫⑽刺的囊患铱锟嫌诜⒈怼Ｋ衔樟餍室馔鞫裕慌滦戳艘环庵伦骷掖泶蠡岬墓牛蛴×�250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出席代表大会。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权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这笔旧账都算在作协领导头上是不公平的。20～30年代克格勃要迫害哪个作家，作协是无力违抗的。这也许正是1956年原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之一。公开信引起很多作家的共鸣，但也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及其他领导成员。公开信既没宣读也没发表，只在作协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过。尽管书记处谴责公开信，但仍然作出有利于索尔仁尼琴的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片断，《新世界》刊登全文，同时刊登索尔仁尼琴自传。作协虽然公开谴责了索尔仁尼琴，而实际上却又满足了他的要求。如果索尔仁尼琴不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话，发表《癌病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书记处决定发表《癌病房》而不先发表公开信是作协迫害他的前奏，他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他把三位绝对信任的女士请到别墅，让他们日夜兼程地替他打印《古拉格群岛》手稿。打印稿除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外，还拍成底片，准备带出国境。一旦作协对他进一步迫害，他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
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播发了他的公开信，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作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公开信已触犯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便成为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先发表公开信后发表声明，成为索尔仁尼琴同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索尔仁尼琴不肯让步，书记处只好改变对他的态度。已经排好版的《癌病房》拆版了。作协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不再发表他的作品。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俄文版的《癌病房》，本来能在本国出版的书却在国外出版了。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始终是宽容的，并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行动自由，还可以到敢于邀请他的单位演讲。1969年秋天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昔日的朋友们并未疏远他，反而更亲近了。同他关系破裂的只有25年与他风雨同舟的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而责任并不在列舍托夫斯卡娅，而是索尔仁尼琴同后来的妻子斯维特洛娃同居，因而提出离婚的。从70年代起他同斯维特洛娃一直住在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别墅里。1970年9月索尔仁尼琴得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反应，同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大不相同。报刊的调门不高，当局也没对他组织围攻或把他驱逐出境，甚至准许他出国受奖。毕竟是70年代了。
从1970年至1974年被驱逐出境前的三年多时间，索尔仁尼琴很多精力都花在同列舍托夫斯卡娅办理离婚手续上了。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他的头”的《古拉格群岛》打字稿，但打字稿底片连同索尔仁尼琴遗嘱已送至国外。索尔仁尼琴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便自动生效。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并未被害也没失去自由，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却在巴黎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宽容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把他称为叛徒、变节分子。1974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住在苏黎世，1976年移居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一座小城里。在国外曾出版《红轮》《小牛顶橡树》等书。
索尔仁尼琴因《一天》而一举成名，但《一天》是苏共政治局通过、第一书记批准发表的。
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吵翻、同当局对立自己的责任更大。1956年苏联文艺界开始分化，形成不同流派。《新世界》和《十月》属于不同流派。《新世界》多发表离经叛道作品，《十月》则更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索尔仁尼琴是《新世界》推崇的作家，自然得不到《十月》派作家的欢心。一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索尔仁尼琴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贝利亚虽被枪决，但克格勃的职能并未丝毫减弱。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迫害。《癌病房》不能发表是因为他的公开信被西方传播媒介所利用，作协要求他发表的声明特瓦尔多夫斯基已替他拟好：“我对信中的每个字都不否认，也不后悔。但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不该收到信的人当中所引起的反应。”就连这种双方都能下台阶的声明索尔仁尼琴也不肯发表。他宁愿对抗，不肯调和。索尔仁尼琴自己越过了宽容的限度。
如果用“贵难而轻易”的逆反心理来解释索尔仁尼琴作品在俄国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那就未免简单可笑了。读者喜爱他的作品首先是因为他触及到50年来尽人皆知却又无人敢谈的禁区。苏联有过多少监狱和劳改营，关押和流放过多少人，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没人不知道苏联有大量劳改营和大批劳改犯这一事实。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恰恰是人们多年所关心的事，自然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索尔仁尼琴对所描绘的现象经常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耐人寻味的哲理性，他在突出人物、人物语言性格化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他不大规范的语言却能酝酿出浓郁的气氛，感染并包围读者。他的《一天》和《癌病房》曾受到西蒙诺夫、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波列伏依、卡维林、马尔夏克和丘科夫斯基等人的激赏，这些文学大师们决不会分不清“意识形态武器”和真正艺术品的。千万名俄国作家当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过寥寥五位，索尔仁尼琴是第四位，他前面的第三位是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用评审委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要求，主要看作品的文学价值。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国后沉默了很长时间，90年代初才会见过几个苏联官方人士。1991年末他在美国佛蒙特州接见过俄罗斯导演戈沃鲁欣，同他谈了两天。戈沃鲁欣根据这次谈话和其他资料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索尔仁尼琴》，该片1992年9月初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一星期后，9月9日《消息报》发表了以《俄罗斯与索尔仁尼琴》为标题的整版文章。从纪录片和《消息报》的文章中，可以大致了解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点以及俄国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已没有众望所归的引路人了。叶利钦虽是民选的第一位总统，但仍充当不了精神上引路人的角色。《消息报》坦率地说俄国人成了迷茫的孤儿。于是他们拼命寻求精神支柱，一种把他们团结起来、创建富裕生活的思想，不少人把眼光转向索尔仁尼琴，希望他能为他们引路。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形成不了体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索尔仁尼琴认为泛斯拉夫主义毁灭了俄罗斯。俄罗斯帝国一直以斯拉夫人天然盟主自居，为此多次发动战争。自18世纪的7年战争以来，帝俄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都是皮洛士的胜利，即伤亡惨重而又一无所获的胜利。原因是统治者把帝国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索尔仁尼琴多次提到赫尔岑举过的一个例子。赫尔岑在赴欧途中看到一个不带烟筒的俄国农舍，多少次战争从农舍旁边经过，但农舍依然如故，仍然没有烟筒，住在农舍里的人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赫尔岑认为这就是俄国同西欧的根本区别。在西欧，战争的胜利、改革和革命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某种好处，而在俄国呢，人民的生活同那个不带烟筒的农舍一样，不会因战争胜利、改革和革命而发生任何变化。索尔仁尼琴呼吁今天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看清俄国现实，不可重蹈覆辙。俄国人不需要大型军工企业以及其他重型工业企业。它们已经够多的了。俄国人需要黄油和面包，带院子的住宅、菜园和公园。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带给人民的是灾难，领导人应把人民的切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索尔仁尼琴看不上俄罗斯今天的民主派，认为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不加入任何反对派，尽管他对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俄罗斯民主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危险的游戏。俄罗斯已经经受不了第二次十月革命了。俄罗斯现在需要权威主义，这是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如果不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人民就不会有富裕的生活，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用他的原话说，“如果人的良知不觉醒，任何经济也拯救不了我们。”
索尔仁尼琴把首都看成沸腾的政客锅炉，省市则是残存的中央任命的官员、地下财政的鲨鱼和黑心的企业家的“肮脏杂种”。而市场经济又发展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因此必须对良心大声疾呼。
接触过俄罗斯现实的人不难理解索尔仁尼琴的这些看法必然会在俄国人当中引起反响。我1989年秋季初次到苏联时，商品虽已显得匮乏，但基本供应仍有保障。如吃食堂的话，每月100卢布绰绰有余。1993年秋季我最后一次离开俄罗斯时，吃食堂每月五万卢布都不够，乳制品已很难见到了，物价像脱缰的野马，谁也控制不住。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是望不见尽头的困苦。人民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只关心自家温饱。日利诺夫斯基在杜马中的胜利是选民们恶作剧的结果。人民在这种心态下焦急地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声望影响政局，把国家引出困境便不足为奇了。至于他能否不负众望，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我所说的人们思念他、盼望他早日回国指的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并不是指在西方或中国。在西方不存在跌落不跌落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存在索尔仁尼琴跌落的问题，因为他从未升起过。
责任编辑关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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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蜀水中的《四川文学》
张即弛
不久前，一位热心的老读者给《四川文学》主编寄来了一本1956年7月出版的《草地》杂志创刊号，50年了，纸页虽然泛黄了，但杂志还保存得完好无损。对于《四川文学》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草地》应是《四川文学》的前身，追本溯源，《四川文学》今年迎来创刊50周年大庆。
1956年7月，《四川文学》的前身《草地》和《红岩》在成都和重庆同时创刊，是我国创刊最早的省级文学刊物之一。1959年10月，两家杂志合并为《峨眉》；1960年4月，更名为《四川文艺》；1963年1月，又更名为《四川文学》；1966年7月，《四川文学》停刊；1972年10月，又以《四川文艺》的刊名复刊；1979年1月，恢复为《四川文学》；1984年1月，又更名为《现代作家》；1991年1月，又恢复为《四川文学》。创刊50年来，《四川文学》虽然先后用过《草地》《红岩》《峨眉》《四川文艺》《现代作家》等刊名，但在几代园丁的辛勤耕耘下，《四川文学》一直是作家和读者最忠诚的朋友。
50年来，《四川文学》坚持高品位、纯文学方向，持续为时代、为人民不断地推出文学精品力作，扶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为我们的时代谱写了美妙祥和的乐章，为文学园地培育了姹紫嫣红的百花。在上世纪50年代末，《四川文学》曾被中央宣传部列入我国最早向国外发行的四种文学期刊之一。进入新时期后，《四川文学》又先后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期刊”“四川省一级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双效期刊”，列入了“中国期刊方阵”。《四川文学》还受到了全国有影响的文学选刊的青睐，先后有近500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随笔、杂文和诗歌被选载。《四川文学》还有近百篇作品在省内外获奖，其中有7篇作品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评奖中获奖。《四川文学》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全国和全省的重点文学图书，有的还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支持。
《四川文学》的前任主编有沙汀、李友欣、陈进、周克芹、邓仪中。50年来，《四川文学》在历届主编的倡导下，坚持深入基层，开门办刊，联系作者，促进创作的作风，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刊物与作者及读者的联系。编辑部在全省各市、地、州举办了百余次文学创作笔会，新老编辑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四川文学》历年来举办了十多次不同类别的征文评奖，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作品。进入新时期后，《四川文学》刊发了二十余个地方作者的作品专辑，推出了一大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文学新人，为繁荣四川文学，壮大作家队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创刊以来，《四川文学》周围就聚集了大批新老作家。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王火、钟惦棐、流沙河、高缨等四川籍著名作家在这本杂志上纷纷亮相，一展风采，他们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使《四川文学》有一个相当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开端。尔后成长起来的更多著名作家如周克芹、阿来、叶延滨、傅恒、麦家、李一清、莫怀戚、何大草等，更是将《四川文学》视为了他们的主要阵地。几十年来，老作家马识途的重要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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