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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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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王教授，据我所知，您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九个根本性的主要问题，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天整体解决“三农”问题中最紧迫的是什么问题？王维忠：就这个问题来说，应该说首先就是使农村怎么样致富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要想摆脱这样一个困境，那就要做一些投入，大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我认为现在农民的素质还不高，一个是文化素质，另一个就是科技素质，都不是太高。我们要向农村进行义务教育投入，以改变农村教育状况，这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一个很关键问题。现在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其实在农村最难的问题可以说是脱贫，最主要因素是因病致贫没有补助。在这项上我们国家每人拿出来20块钱再加上省和地区以及自己拿出来的补贴搞到40块钱左右，这样开展了“大病救治性合作医疗”，使农民确实看到了希望。但是我也想到，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看到了希望，我们能不能尽早地为农民多拿出一点钱来补贴到这上面去。比如有的地方提出三年或者最晚到2020年的时候才能够使你完全享受到合作医疗……咱们也看到了这对农民有好处，而且也知道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渴望能够早些实现，那么国家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把钱筹集得更大一点，这样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关于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的问题。第二个致贫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了，可以说义务教育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家里只要有一个学生马上就贫困起来，尤其有一个大学生，那就是债务累累。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在这些个关键问题上，加大惠民的力度，也可以说在这些方面要让农民得到更早、更多的实惠。刘佑平：今年是不是有更加让你感到满意的或者很欢喜的地方呢？王维忠：在十六届五次会议的时候，首先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的眼睛一亮，我觉得这里面的文章有很多需要我做的，因为现在有那么多的问题在农村需要去解决，存在着那么多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需要你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向农民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怎么建设？等等，这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问题主要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刘佑平：好，谢谢，王教授，您在提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九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好的建议，但是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就是农民的失地问题，包括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很多农民因此致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王维忠：关于失地农民今后的出路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解决的还是比较好的，虽然失地了，但是农民还可以转移出去，到外面去打工挣一些钱；另外，农民失地后，自己也在寻求一些办法来弥补因此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困难。他们也会多学一些科学知识，多学一些致富的本领，怎么出去打工，怎么样去挣钱，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等等。农民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会一年一个样地变化，所以我看到了农民今后致富的希望，也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民确实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是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
为新农村建设献策（4）
随着这些阳光政策的落实，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务、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新农村，将会完美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第十三章 “议案大王”调研的背后
“王代表帮我们卖粮食”（1）
我们平常所说的调研，其实也就是指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视察工作。视察，是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责、了解情况、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为开好人民代表大会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王维忠很重视代表的视察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位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大代表。
通过认真学习，王维忠认为，人大代表视察的主要目的有三点：首先是了解宪法、法律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决定的实施贯彻情况，哪些需要修改、补充和完善，哪些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还可以深入地审议代表大会的有关议案，有针对性地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其次，可以了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了解改革开放政策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实际情况，以便提出更好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第三，可以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和作出的决议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更加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
通过视察这种特定的活动，代表可以深入基层对各种问题进行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维忠认为，通过代表调研后，再把相关情况通报给地方相关部门，特别是人大，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人大行使监督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视察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由本级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和代表持证就地视察。法律对代表脱产进行视察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有的是15天，有的是20天左右，这主要是考虑到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兼职的，另有工作职务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如此，很多代表能按规定完成视察工作就不错了，而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项工作的代表比较少。但王维忠除了每年省人大组织的有关活动外，他更热衷于深入吉林省的各基层视察，这样能更好地了解宪法、法律和法规实施情况及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特别是这种形式更有利于加强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加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王维忠自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每年的调研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他在每次会议中提交的议案、建议等，都是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后完成的。
他的议案和建议都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都是他亲力亲为，并经过认真思考得来的。他每年用于调研的时间至少都有三个月。他喜欢持证视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眼见为实，才能避免一些基层官员的空话、假话。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每次调研都是轻车简行，既要亲自到达现场，又要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有时是上午到达一个乡镇开座谈会，吃完饭就赶到下一个地方，这样最多也只能在车上休息一下，到达目的地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座谈。
他深入基层调研，不仅是了解民情，完成调研任务，而且主要是为了帮助群众，特别是帮农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998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刚从北京参加完“两会”回到吉林，王维忠在德实市的一个乡镇调研时，因为风调雨顺，看到这里的乡村玉米堆积如山，到处弥漫着粮食的诱人香味。可是他奇怪地看到，这里的农民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大都愁眉苦脸，有的更是唉声叹气。
一位村干部无奈地说：“今年我们都大丰收了，可这粮食太多，吃不了又卖不出去，时间一长就得发霉了。”
王维忠赶紧让他就近叫来十几个村民，认真了解情况，然后又深入到每家每户当中亲自视察。他看到很多玉米都在外面堆积如山，如果遇到下雨，这些粮食就得遭殃。由于地方政府粮价太低，而且还没有现金支付，所以很难出手。眼前的实际情况令王维忠感叹道：以前只听说农民没有粮食吃，现在竟还有粮食多了卖不出价的事。
几位农民都纷纷诉苦：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碰上雨水又好，粮食收成好，谁知我们还得为卖粮难发愁。
一位老农民指着自家四处都是的玉米说：“你看看，我家的玉米脱粒后也卖不出去，眼看春天来了，马上进入雨季，这些卖不出去的玉米很快就会发霉而白白烂在家里……”
回到长春后，王维忠当晚就给吉林省长洪虎写了一封信，反映这里的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请求政府想法帮帮这些农民。马上引起省长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就派专人到德实调研，证实情况属实后，省长当即批示，由省里拿出专款帮助农民收粮，前后只用四天的时间就把卖粮难的头号难题解决了。
此后不久，王维忠在农村作“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调研，看到很多县（市）粮食仓储部门都在为粮食收购做准备，他们反映早粮马上成熟，收购在即，但收购资金还没着落。
王维忠获知，这两年，吉林省中东部地区风调雨顺，庄稼长势良好。目前，粮食收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国有储备粮，数量不大，资金也有保障；粮食仓储加工转化龙头企业，收储资金早有储备，不足部分由金融部门贷款，可以满足需求；那些“粮贩子”为收到廉价粮，从中获取高利，可用现金到农户家中收购，农民看到有现钱也愿意卖，但这难以保证顺价销售，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是，县（市）粮库和小型粮食深加工企业，库存已空，可以加大仓储和转化力度，却都为资金没着落而发愁。
“王代表帮我们卖粮食”（2）
他马上又向省政府写了一份报告，指出新粮收购在即，粮食部门，特别是农民都在为粮食收购资金问题而担忧，期盼省里通盘考虑，做好收粮资金的储备工作，并能尽快到位，给县（市）干部、农民一颗定心丸。几天后，吉林省主要领导都对此作了批示，并下拨专门资金，帮助农村基层渡过了难关。
2000年年底，一位在长春打工的青年农民王建军，曾在网络上发表了题为“王代表帮助我们卖粮食”的文章，以朴实的笔调，表达了村民们对王维忠的感激之情。
“我的议案都是用汗水换来的”（1）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祥回忆王维忠拼命调研时，不由感叹道：“是我见到的工作最投入的代表。即使自己身体不好时，也没耽误过。”就在2006年初举行人代会前夕，医院已经给省人大机关打来报告，表示王维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去参会，容易出现危险，但是在王维忠的一再要求下，他还是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王维忠就是这样，把调研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写议案，还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首先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因此，王维忠平时最爱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正因为他的调研工作十分深入，所以他写出的议案质量很高，写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都会引人注目。全国人大和吉林人大多次邀请王维忠与其他代表交流调研经验。他认为，调研工作要抓住党的中心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调研；抓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抓法律的贯彻实施，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意见、建议不是靠拍脑门想出来的，有分量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必须从调查研究中提炼出来。
王维忠说，调研时，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最重要：要听基层领导的综合性资料介绍；要认真聆听群众的声音。由于某种原因，很多基层百姓都误认为人大代表是官员，他们就很害怕说错话。所以，代表一定得说明，人大代表不是领导，也不是官员，而是替选民说真话的人，是向相关部门和领导反映难处、要求、意见和建议的人。
人大代表把眼睛盯在问题上，虽不直接解决问题，但可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调研结束后，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粗取精，综合分析，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交给人大、政府领导，供决策时参考。
深入调研的丰富资源，重要的问题可以形成议案，有的也可以写成建议、批评和意见。尽管很多媒体早就报道了王维忠的议案数量多、质量高，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些议案是怎么形成的。
王维忠曾这样总结自己写议案的“秘诀”：把经过调研好后的材料准备好后，首先得确定议案的立题，因为任何一份议案都是有关立法或修改法律。这个法律的形成，就是由人大代表提交给人代会后，再由全国人大确定讨论。他认为每个议案一定要有案情、案由（据）和法律草案。对于如何写议案，他总结出三个字：情、理、法。“情”，乃人民群众就某一事情或纠纷的处理反映的情况和要求；“理”，是指就事情去查阅相关法律和法规，寻求最接近和最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充分表达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依据；“法”，顾名思义，是指国家的法律条文，按照通常的法律文书分章节，按规格书写。这样，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法律议案。对于一些不是十分重大，但对于人民群众很重要的问题，可以整理成为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交给全国人大处理，这些都是法律赋予每一位人大代表的权力，也就是监督权。
2007年初，我在整理王维忠遗留下的日记时，曾看到他于2006年4月写的一篇日记，题目恰巧正是“我的议案形成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代表的经验来之不易：
我在每年全国人代会后都思考下一次会议就什么问题提出议案，并着手草拟调研提纲。一般都在六七月将提纲呈报省人大人选委，请人选委转发给各市、州人大常委会，人选委按提纲提及的县（市）布置，并要求写出文字材料。八月份开始按计划，轻车简从到被调研市、县（市）所属单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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