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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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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尊沛 撰）
主要参考书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2．余重用《阳明先生传纂》
3．黄宗勇《明儒学实》
4．张廷玉《明史》
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一）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
7．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明代部分
8．毕诚《儒学的转折——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
9．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
理学殿军 刘宗周
（1578—1645）
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山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注＇。
一、杜门重忆十年病 束发谁先天下忧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九谛》与之论难＇注＇。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注＇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注＇，“平生服膺许师”＇注＇。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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