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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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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庞谏希餐渲绿蕉庸酰 币虼耍は厥亓钣Ω糜涤小氨俟佥罢聿浦尉钡娜Γ颉肮筛唬窨稍＃└鞯闷湟怠保锏教煜麓笾巍Ｑ孜淞碜小犊は芈邸�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邱进之 撰）
主要参考书
1．《顾亭林年谱》，张穆编，粤雅堂丛书本
2．《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编，扫叶山房《亭林先生遗著汇辑》本
3．《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4．《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
5《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齐鲁书社
学术伟人 王夫之
（1619—1692）
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太多的追求，不宝金玉，以忠信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财货，以多文为富。哪怕身居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饔牖之中，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不忘为天下兴利除弊。这些人在政治上信念坚定，虽有暴政，劫之以众，阻之以兵，见死不更其所操。他们与人交接平易可亲，善于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但讨厌结朋比党，谗谄害人。这些人原不主张高蹈晦迹离开社会去过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为人臣民而不致君尧舜就是无君，为人子女而弃亲远适就是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但是社会却往往连这些所求甚少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也不能宽容，把他们大批地逼进山林泽薮，不得不与糜鹿同居，与禽鸟为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有许多这样才华出众，守志不移的人，被社会抛弃而成为游隐之士，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就是这些不幸者之一。
一、书香世家 少年英才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父亲叫王朝聘，字修侯，号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夫之出生时，他已在知命之年了，长子叫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号耐园；次子兰参之，字立三（一字叔稽），号囗斋。王朝聘也是兄弟三人，弟王延聘，字蔚仲，号牧石。二弟王家聘，字子翼。除父亲以外，在这些人中对夫之影响较大感情较深的是仲父牧石先生和长兄介之。
王家先世以传习《诗经》见长，夫之的两位叔父在诗歌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他小时开始接触声韵、对偶这些作诗的基础知识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大约接受了同里大儒伍定相先生的学风，求学不仅仅为了科举制艺，大凡有益民生的实学如天文、地纪、职官、博物、兵农、水利之书无所不读。这位老先生有些大器晚成，天启辛酉（1621），王夫之已经3岁，他才在这年举行的乡试上取得一名副贡的资格。所谓副贡，就是乡试录取名额之外的备取生员，也叫“副榜”。按照当时的选拔制度，副贡也可以和一般的贡生一样，进入京城太学——国子监进一步求学，以取得监生出身，步入仕途。
王朝聘是他们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监的举人，他在北都燕京大约蹉跎10年之久，崇祯辛未（1631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外放做官的机会，但是功败垂成。那时正值温体仁当权，吏部的选郎承奉他的意旨索取贿赂，这在崇祯朝的官场上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然而却使这位老监生做出令人吃惊的抉择，他说：“仕以荣亲，而赂以取辱，可乎？”于是他愤然撕碎吏部文碟，踏上返乡的程途。这件事情不仅使王朝聘对功名看得更加淡薄，而且使他对官府产生深深的厌恶，从此，凡地方官吏登门请见，他一概托病谢绝。后来王夫之中举往南昌上计偕，请示父亲道：“夫之此行也，将晋贽于今君子之门，受诏志之教，不知得否？”父亲怫然曰：“今所谓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本末。以人为本而己为末，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这是他以大半生的生活经历概括出来的为人立身准则，幼年的王夫之当然体味不出它的全部含义，但是在他日后生活中每临大事时，父亲的教训往往帮助他作出自己的决断。
古人忌儿童偶年入学，但是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了。他的聪明以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他父亲还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这需要何等顽强的毅力！
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晚年回首往事，他说那时常犯“口过”，“早岁披猖”，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面命无虚日”。不过父亲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不总是向孩子板起面孔，有时把他们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远利蹈义，说至动情处，间或还掉下眼泪。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棋对奕，但从不许学博囗（又名六博、格五）击球和游侠生事。回忆往事是令人恰悦的，尤其是孩提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当时是教人头痛、伤心的事情，回味起来也会滋味无穷。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面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时攻读的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家庭成员笃行礼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观念。古来把忠孝与爱国看做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他后来以一介书生，招募义兵，抗击清人，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王夫之父子也许受名教影响太深了，正像我们一开始所开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样，他们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谋取货财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济世的资籍，君臣合义，合则尽力事之，不合则毅然去之，这叫做“易禄而难畜”，他们有明确的是非界线，同志合道、忠良正直则引为知己，奸诈邪恶则嫉之如仇，所以他父亲不惜离乡背井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纳贿取辱，王夫之日后追随永历流亡政府，奸邪当道，便很快引退。至于学问之道，这个家庭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精神。
二、国难当头 志图匡复
崇祯已卯（1639年），王夫之20岁在乡学读书时，他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清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明朝的科举，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举行乡试，崇祯壬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除了武夷门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过这时候明朝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越剿越盛，横行大江南北，督抚州县无能御之；崛起山海关外的清人屡犯边关，守军节节败退；而贵戚官僚却仍在覆巢之下争权夺势，贪污盗窃，一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士大夫已经察觉了亡国的兆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安。武昌乡试华亭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降将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无论以后如何，目下还是该怎样做便怎样做。这年冬天王夫之与兄介之到南昌上计，作北上人监的准备，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当时长沙还有一部分兵力，湖广巡抚王聚奎率一部驻袁州，承天巡抚王扬基所部千余人驻岳州，长沙推官蔡道宪募练乡勇5000余人，他们先守岳州，但二王畏敌如虎，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们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王聚奎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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