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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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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者之间有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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