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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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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
首先，康有为认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和扫除，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据乱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富轹贫，无公德，无平心……”。在这个乱世人道中，“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赋税日以繁苛”。如不对这个举世间人人烦恼的污浊世界加以改造，人们将无法生存。
其次、康有为尽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世，各方面都比封建时代好，但仍有许多黑暗面值得批判。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分化，富贫不均，道德败坏，人民苦难，阶级斗争等等，都是他明确表示应该摈弃和批判的。
2．大同社会的蓝图
（1）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劳动是大同社会人们的第一需要，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出力之人，公所恶”。
（2）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无种族之异，无兵争之事。”大同世界里没国家等强制机关，全部社会行政组织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全地大同公政府”，其内设若干职能部门各司其事。第二级是各度分政府。全球按经纬度各分一百度，共一万度，除去海洋，陆地约为三千多度，每度设一自治公政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各度分政府内又设若干职能部门。第三级是地方自治局——基层自治政府。它除设各职能部门外，对社会按行业实行管理，如工厂、牧场、渔场，均实行厂（场）长负责制。此外不再设立乡官。
（3）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其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老病死诸事，均由社会“公养”、“公教”、“公恤之”。
（4）大同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极高的物质享受和很好的精神修养。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忧虑绝无，过着无苦而极乐的生活。
四）、经济思想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将其归纳为“三论”——以商立国论、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
1．“以商立国论”
康有为认为，当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列国并争时代的时候，“商战”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武器。“商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如果统治者仍然是困于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教条，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上清帝第四书》）因此，必须树立以商立国的思想。
如何“以商立国”？康有为提出应该“恢张利源，整顿商务”。（《条除商务折》）其具体措施有四：一曰开发矿藏，发展农业和机器制造业，发展交通运输，为商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二曰设立商务机构和商务官员，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劝工场及农艺学堂；三曰制定商业法规、保护商人利益，整顿商业秩序；四曰给文凭，助游历以奖助之；行珍赛厂（即博览会、展销会等）以鼓励之。
2．“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曾经明确要求光绪下诏，“讲求物质”，“定为工国”。康有为指出，“凡有进化，皆以物质”，物质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竞争中的实力。正是物质这种威力无比的力量，将人类带入新世纪。近代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是近代文明的标志。建立近代大生产，实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康有为主张励工艺，奖创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官禁，鼓励商民投资设厂，一切实业均可招商承办，在“出费给牌”，投标注册后“纵民为之”。
3．“理财救国论”
康有为感到，要拯救中国，除变政、发展经济外，还尤其应该注意理财。“中国危敝，百政不举，其本尤患于之财，然生财有道，在善理之。”康有为认为，理财之道的核心，就是善用银行。“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
如何利用银行理财？（1）“以国家银行为理财之母，纸币听其发行，公债付其销售，以操全国金融之高之多寡而调剂，一切统焉，国家之国库托焉，收支者付银行，其有不足，亦惟银行是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组建中央国家银行，国民银行，组合银行，劝业银行，兴业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而中央国家银行最为重要，实为银行之母，是银行的银行，是国家操纵全国金融，发行货币的机关，是国库的依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先行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其一生活动波澜壮阔，堪称一代巨人；其思想著述博大精深，不愧民族瑰宝。尽管他曾在晚年落伍，但他在当初所点燃的变法火炬，至今仍能使人察其余热。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既极度辉煌而又充满矛盾与坎坷的人物。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先生：“若其理想之宏，光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匕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
（李健 撰）
主要参考书
1．《戊戌变法》1—4册 神州国光出版社 1953年
2．《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7年
3．《康有为思想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 1988年
4．《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林克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5．《康有为大传》马洪林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
6．《康南海政史文选》 沈茂骏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年
7．《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 中华书局1 981年
8．《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梁启超
9．《大同书》康有为著 古籍出版社 1956年
新唯识家 熊十力
（1885—1968）
一、由革命而学问 欲治世先治心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孚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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