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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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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才有安全感。在筑城过程中，陆九渊亲自到现场督工，经过一番努力，用较短时间，一道新的荆门城墙和护城河终于建成了，这就加强了荆门地区的国防设施。此外，他又组织了烟火队，加强了抗金实力，维持了地方秩序。
第二件事，在修筑城池的同时，又修建了郡学贡院和客馆官舍。
第三件事，整治了军士的逃亡现象，整饬了公务人员的纪律。
第四件事，改进了税收工作，简化了税收制度，减轻了商税，制止了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勒索，招来了四方客商，繁荣了市场，使商税有所增加。
此外，他在荆门还积极进行了讲学活动。每逢朔望及暇日，都到府学去讲课。一次，他讲《洪范》《皇极》一章时，竟有吏卒、士人和百姓五六百人听讲。
陆九渊本来想在荆州施展抱负，但上任仅一年零三个月便病死于住所。短短的一年，就作出了很多成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在此，士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学者，郡无逃卒，境内盗贼决少，有则立获，溢碟有无以旬计……”。（《象山全集》卷17《与邓文范》）在任期中，他做到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续资治通鉴》卷152），受到当时丞相周必大的称赞。《宋史·陆九渊传》说：“丞相周必大赏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陆九渊深有体会地说：“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卷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象山全集》卷6《与吴仲诗叮当然，陆九渊毕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不是官吏，而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鼎鼎有名的“心学”开创人。
三、传经论道 创建心学成一家
自公元1172年中进士之后，陆九渊便开始了他的授徒讲学生涯，即使在做官的任期中，也没有停止过教学和学术活动。
刚中进士客居临安时，就有许多士人慕名前来求教，陆九渊“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全集》卷33，《行状》）。首先向他拜师的人，就是富阳主簿杨简。他于秋天回到金溪老家时，“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日盛。”（同上）在家候职三年中，将家中的槐堂辟为讲学场所。在此期间，便确立了自己以“本心”为其学说基本范畴的理论思维方向，从事“心学”体系的建设，很快便树立起同朱熹以“理”为中心范畴相对峙的“心学”派别。由于陆九渊在宋代新儒学中独树一帜，积极宣扬了“心即理也”的心学本体论学说，顿时就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有鉴于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全集》卷36《年谱》）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请了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与会者除陆氏兄弟和朱熹、吕祖谦四人之外，还有赵景明、刘子澄、赵景昭等人。
“鹅湖之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治学和修养方法问题。据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同上）。
讨论一开始，陆氏兄弟便各做一诗以表白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诗中称自己的为学之方是“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朱熹听了二陆的诗，虽然很不高兴，但仍坚持讨论了三天。最后，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
所谓“易简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树立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通过“切己自反”来“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全集》卷34语录上》）。所谓“支离事业”，是指朱熹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方法，陆九渊称此种方法为“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久大”功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仍然是一次自由讨论，彼此都能各抒己见，并未出现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由于双方都能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特别应该提到，在鹅湖之会五年之后，陆九渊带领了几个学生去拜访朱烹，当时朱在南康做知州，主办了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当陆九渊到南康时，朱亲率同僚、诸生迎接。在此期间，还对陆表示了爱慕之情，为其兄九龄撰写了墓志铭，还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作了精彩发挥，听者无不为之所动，给白鹿洞书院的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赏赞赏陆的讲演，他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朱文公集》卷81）当时，又请陆九渊将此次讲学之讲词书写成文，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分讲义。
关于朱陆之间在学术上的辩论，在前面的《朱熹》评传中已有所述评，这里应该补述的，是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评价中表现了陆九渊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见。当时的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的衰微归之于王安石的新法，他继续了守旧派的成见，支持这些人对王安石的贬责。朱赢也极力攻击王安石，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赞扬王安石说：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全集》卷19）
在这里，陆九渊对王安石的品德、政绩和学术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用“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和“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来赞颂王安石的高尚人品，用“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赞扬了王安石的学说和政治改革；用“勋绩必为伊周”高度称颂了王安石的历史功绩；用“道术必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学术造诣上的重大成就。这个评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浓厚的理学气氛中，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见解，表现了陆九渊的正直和与众不同的见识。
陆九渊讲学活动的最盛时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期间，这是一个闲差，他有机会回到故里，专事讲学活动。《年谱》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说：“学者辐揍，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小，溢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全集》卷36）说明陆九渊当时的学术活动在社会上影响之大。第二年（1187年）他受门人彭兴、宋世昌等人邀请，去到风景秀丽的贵溪县应天山讲学，他们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学生，定居下来，进行讲学活动。又次年，陆九渊见此山状如大象，因改应天山为“象山”。“学徒结庐，先生既居精舍，又得胜处为讲堂及部勒群山阁，又作圆巷，学徒各来结庐，相与讲习。”（《全集》卷36《年谱》）当时，他给侄孙陆氵睿去信中说：“山间近来结庐者甚众，诸生始聚粮相迎，今讲堂前又成一阁，部勒群山，气象亦伟。”（同上）规模之盛，令陆九渊十分惬意。他在应天山住了五年，其间来见教者逾数干人。这个时期，他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心学”理论，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这是陆九渊的学术高潮时期。他在《与路彦彬》的信中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自是而始亦明也。”（《全集》卷10）自认为是孟子之后的正统儒学继承者。他不承认朱熹是“道统”的继承者。陆九渊的讲学活动，直到1193年卒于荆门为止。当时能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相并立者，恐怕主要就是从儒学中异军突起的陆氏心学了，尔后七百年间，“心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四、“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论
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一般被称为“心学”，因为这个思想体系是从“心即理”这个命题出发来展开的。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年十三……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忽然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就是说，宇宙中的事，就是自己分内之事；自己分内之事，就是宇宙中的事。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说：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而圣人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全集》卷35）
东、西、南、北海泛指宇宙空间，概谓之“宇”；千百世之上、下，泛指时间，概谓之“宙”。他认为宇宙之中，此心此理是同一的。因此，陆九渊又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全集》卷1《与曾泽之》）他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强调心与理合一，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全集》卷11《与李辛2》）“心即理”是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在陆九渊看来，“理”不在人的心外，它存在于人的心中，只有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感知天地万物的存在，才能体认天地万物之理。虽然讲心理合一，但必须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体认“理”的存在，认识它的内容和实质，这就是后来王守仁所说的“心外无理”。
那么，陆九渊所讲的“心”，究竟指客观性的人心，还是指他自己主观的心呢？他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全集》卷35，《语录》）从字面上看，这个“心”包括了他自己的心，朋友的心，千百载之上圣贤之心，千百载之后圣贤之心，自然是客观的“心”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指最后那个“我之心”，因为只要“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因此，他的这个与“理”等同的“心”，基本上是指作为主观精神的“我之心”。这个“我之心”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而来。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卷1《与侄孙氵睿》）这就是说，从前的圣贤之心，同我的心是一致的，只是先于我心所得而已。他自认为是孟子以后心学的继承人。十分明显，陆九渊是一个彻底的主观唯心论者。
对于“万物皆备于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陆九渊作了如下发挥：
孟子曰：“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语之本心也。”（同上）
既然自己生来就具有“天之所与我”的“良知”和“良能”，只要将这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发挥出来，使之充分发生作用，做到“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因此，他又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全集》卷34）他甚至还提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同上）的论断。在这里，陆九渊不但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体用关系，并且还无限制地夸大了主观精神——“心”的作用。
虽然讲心理合一，但心与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为了进一步弄清“心即理”这个命题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还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两个范畴在陆九渊哲学体系中的真实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在陆九渊的学说中，“理”这个范畴具有以下三层意义：
第一，“理”是宇宙的本原。陆九渊说：“塞宇宙，一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程明道所谓‘有憾于天地’，则大于天地者也，谓此理也。（《全集》卷12，《与赵泳道》）“此理在宇宙之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全集》卷11，《与朱济道》）意思是说，充塞宇宙的，是无限量的理，天地万物都是“理”的表现，理即天地万物之本原。
第二，“理”是自然、社会的总规律。自然、社会、天地鬼神都必须遵守这个总规律。他说：“天覆地载，春生夏长，秋敛冬肃，俱此理。”（《全集》卷35，《语录下》）“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全集》卷11，《与吴子嗣》）“此理充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违之则凶。”（《全集》卷34，《语录上》）由此可见，陆九渊的“理”，就是宇宙的总规律，这一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违背它，“顺之则吉，违之则凶”。
第三，礼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法制度、纲常伦理的最高准则。他说：“礼者，理也”（《全集》卷12，《与赵然道4》）。又说：“典礼爵刑，莫非天理，……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全集》卷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惊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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