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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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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无助于解决国家兴亡和民生实际中的迫切问题。陈亮指出，理学家们“只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同上卷《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陈亮的学说不拘于门户之见，他表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是：“正欲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要以实用为主耳。”（同上卷20《答朱元晦秘书》、《又己已春书之一》）又说：“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门户之大者耳”（同上《又甲辰秋书》），他主张广采搏闻，取各家有用之学，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思想。
（一）在世界观上与理学的对立：
陈亮的世界观，是同他的事功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针对理学的唯心主义在哲学上坚持了事物是宇宙间唯一存在的唯物主义立场。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同上《经书发题》），又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同上卷9《勉强行道大有功》）。与朱熹相对立，他坚持了道在事物之中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道”既然体现于日常事物之中，所以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相应的法则，他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同上卷19《与应仲实》）只要人们能用心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去“体认”，就可以认识和掌握事物自身的法则，这样，他就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朱熹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唯心主义论调。“千途万辙”是指事物的复杂性及其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因事作则”主要是要求执政者”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同上）。
针对朱熹“理一分殊”的形而上学观点、陈亮从理不脱离具体事物的观点出发，认为具体的理只能从属于具体的事物。物有种和属的关系，理就有总体的理和部分的理的关系。他对“理一分殊”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把“理一分殊”的“理一”看做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整体，把“分殊”解释为这个整体所属的每一事物的功能，认为整体的理就是各部分理的总和。朱熹的“理一分殊”认为，理是脱离具体事物的，万理分享此理，而又各得此理之全。陈亮说：“尝试观诸其身，耳目口鼻，肢体脉络，森然有陈列而不乱，定于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惟失其用，而体固不完矣。”理一而分殊之说也，“是推理存义之实也。”（同上卷14《西铭说》）这就是说，“理一”和“分殊”的关系，如同人的全身和耳目口鼻，肢体脉络的关系。世界上绝没有孤悬于物外之理。陈亮对道（理）、物之关系的论述，把被朱熹等人颠倒了的精神和物质之关系再颠倒过来，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原则。
（二）在历史观上同理学的对立：
陈亮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王霸义利”问题而展开的。而在“王霸义利”问题的辩论之中，又集中地表现为两种历史观的分歧。
朱熹在继承和发挥工程关于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的说法，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13），与此相应，他又认为天理是“义”，人欲是“利”，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就是仁义道德同利欲的对立。朱熹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观，提出了“王霸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朱熹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其关键是帝王心术的好坏。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继承了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心术最好，所以他们“惟有天理而无人欲”，社会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三代以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同上卷20《＇附＇寄陈同甫书》）。此后历史便走上黑暗，社会历史陷入混乱局面，前者天理流行，为义，是王道，后者人欲横流，是为利，为霸道。按照朱裹的观点，历史的演变是后退的，人们品质愈往后愈低，因为三代圣人心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要挽救社会倒退的危机，就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入手。
与朱熹针锋相对，陈亮从他的“道不舍人”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朱熹历史倒退论，他说：“夫不为尧存，不为舜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之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一》）。在这里，陈亮强调了社会规律不能“舍人而为道”，即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这是针对朱熹认为三代君主能按尧、舜、禹所传的“道统”办事，实行“王道”，汉唐以后的君主不按“道统”办事而行“霸道”而说的。他认为，道是不会中断的，因为它不能离人而派灭，如果朱熹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缺”（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二》）。如此，则“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春书之一》），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认为三代以下不仅不是混乱的黑暗时代，而且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同上《又甲辰答书》），他们使国家统一，使经济文化得以空前发展，其“大功大德因已暴著于天下”（同上卷《问答》），他用历史事实的铁证，有力地驳斥了朱熹的倒退历史观。
在陈亮看来，“义”与“利”或“天理”与“人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来就是相互并存的，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从来就是交杂并用的，根本不存在“三代以上”和“汉唐以下”的绝对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宋元学案》卷 16《龙川学案》）。他认为王霸、义利之间也不存在着绝对对立的鸿沟。这就是他对三者关系的正确结论。从这个观点出发，陈亮认为，既然“义”和“利”可以统一起来，那么所谓“天理”和“人欲”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他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应忽视，统治者对其不能强迫禁止。只能“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陈亮集》卷3《问答七》）他主张统治者应用赏罚的手段使为善者得到富贵尊荣，为恶者受到危亡困辱，这就是顺应人的天性，对人们的利欲进行正确控制，而不要从根本上对出于人之天性的利欲要求加以禁止和否定。与重视“事功”的思想相联系，陈亮认为“顺民之心，因时之宜”这才是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王霸”“义利”问题上，陈亮对理学的批判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南宋时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崇高形象 声誉历代不衰
疏枝横玉瘦，小事点珠光。
一朵忽先变，白花皆后香。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
王运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卷17《梅花》）
陈亮一生，忧国忧民。他那种为坚持抗金，为振兴和统一国家、百折不回，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上面这首诗，实际上是借花抒情，表达了他高尚，乐观的精神和卓然超拔的意境，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的千古绝唱，正是陈亮一生崇高形象的生动写照。他力主抗战，反对腐败，提倡革新，批判理学。
陈亮的同乡，诗人王柏心在《龙川集跋》中说：“夫龙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杰而有志圣贤，坎唤不迁，乃用文章显，虽阅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电，犹挥霍震烁于霄壤……读其书而慷慨奋发、遗弃萎琐卑陋，卓然思自跻于高明光大之域，则其有功于人心学术也”。这一评论，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陈亮的高大形象和不朽功绩，任何历史人物，其言其行不仅在他生前要受人们的毁誉，更重要的是要受历史的检验，要看后人的评说，在这方面，陈亮也算是一个皎皎者。
在萎靡腐败的南宋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胸怀壮志智略横生，议论风凛”（辛弃疾《祭陈同甫文》），力排众议，思图革新的思想家，陈亮具有高尚的气节和情操。他在17岁的时候就在《谪仙歌》中借李白来抒发自己的性格、诗中称赞李白说：“我生恨不与同时，死犹喜得见其诗；岂特文章为足法，凛凛气节安可移……！脱靴奴使高力士，辞官视杨贵妃，此真大白太节处，他人不知吾亦知”。表明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不以高官厚禄为追求目标，而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受打击排斥，其爱国热忱始终不渝，为后人树立了美好的风范，辛弃疾赞颂陈亮为一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辛弃疾词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页），陈亮自己在同朱熹论辩中也写了这样的话来表白表示“研究义理之精微，辨古今同异，原心于炒忍……以涵养为正，眸面盎背，则亮有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陈亮集》卷20《又甲辰秋书》）。他的胆略、才智、谋筹、议论和一些抱负确实与诸葛亮大有相似之处，清人姬肇燕在《刻龙）11集序》中说：
宇宙之垂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气节，曰文章……事功不立，其气节可知；气节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于古今，往往难其人。窃谓永邑（永康）同甫陈公可以当之。”
此人在序文中说：“卧龙、龙川，千古一辙，何多让焉！至其气节，虽屡遭刑狱，而百折不回。有铜肝铁胆，唾手成功之志，所谓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真理学者，非其人耶？”这些评论，亦有助于我们对陈亮的研究。
吾人读了陈亮之书，不免与上述诸人产生同感，同时也产生一些遗憾，正如明方孝儒所言：“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以一展之死，又岂非天哉！”读此言，不由人想起杜甫吊诸葛亮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佳句。陈亮虽未在其位，但才智襟怀，韬略谋虑，遭遇与诸葛亮何其相似也！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陈亮传》
2．《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3．《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4．童振福《陈亮年谱》
5．《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3卷上《陈亮评传》
6．《辛弃疾词选》
7．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4章
8。重修浙江通志·人物传》
9．陈亮《三国纪年》
10．朱熹《朱子语类》
水心先生 叶适
（1150—1223）
一、力主抗金 屡进复仇统一良策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50年），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23年）。
叶适出身寒微，少时家境比较贫困。他在《母杜氏墓志》中说：“始，叶氏自处州（今浙江丽水县）龙泉（今浙江龙泉县）徙于瑞安（今浙江瑞安县），贫匮三世矣。”（叶适《水心文集》卷25）其母嫁叶家时，又因水灾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到处飘流，迁居21次，家计十分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因为母守孝，改授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
叶适与陈亮同生于南宋偏安时代，他和陈亮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在奏疏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主和派的“乘机待时”之论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指出主和派的所谓“乘机待时”之论，只不过是苟且偷安，阻挠抗战之托词。同时，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在用人上缺乏定策，在法度上因循守旧，“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的积弊。请求孝宗“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据说，当宋孝宗读其奏疏未完，便“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混。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宋史》卷434《叶适传》）这次轮对虽然对孝宗触动很大，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38岁的叶适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当时发生了兵部侍郎林栗上疏弹劾朱熹的事件，叶适上书替朱熹辩解，他说：“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者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附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于是贤士惴保，中村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宋史》本传）当时弹劾朱熹一案，纯系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倾轧，但为了维护正直的知识分子之发言权，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作辩护，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朝人王直在《重刻水心文集序》中说叶适“论林栗一书，有功于斯道甚大。”这是站在道学立场上赞扬叶适，但他又说：“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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