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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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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二、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黄囗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族子囗之（程钜夫旧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三、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朱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
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四、隐居穷谷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陷江西，抚州沦为元人统治区。乐安县丞黄西卿是一位忠义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携带全家避入深山穷谷，甘心忍饥挨饿，艰难度日。他素慕吴澄讲学之名，特意邀请吴澄前去教授其子。吴澄出于对这位县丞的敬仰，欣然应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与黄西卿相处甚得。
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战乱频仍。吴澄侍奉父母双亲到处避难，很少有安居之日。后来，幸得乡贡进士郑松热情相迎，于是一道隐居布水谷。郑松（1235—1307），字特立，乐安（今江西乐安县）人。南宋末年应乡试中选，入无闲居不仕，专意研究经学。吴澄与郑松共同结庐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论学为事，可谓优游年岁，自得其乐。布水谷位于乐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环，内有一道溪流直通悬崖飞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壮观。谷中吴郑两人所居草庐，后人称为古隐观。
吴澄身居布水谷，虽箪食瓢饮。艰苦备尝，但他一力纂次诸经，一日不曾懈怠。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注释了《孝经》章句，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修正了《仪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等，对儒学经典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就诸书分别予以简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据《汉书·艺文志》载：《易》12篇，即包括经二传十。自从魏晋诸儒分象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吕祖谦通过精心考证，将《易》恢复其旧。而后朱熹沿用吕本，但对于书中文字阙衍谬误，没有来得及全面订正。吴澄有鉴于此，特重加修订。他采用吕祖谦古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交，每交先列变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于经则附于每卦之末，于传则附于每章之末。
《书》宋儒多疑古文《尚书》为伪书，从吴澄开始，专主今文《尚书》。吴澄以今文《尚书》25篇自成卷帙，以区别于古文《尚书》；又将原书各篇开头的小序合并在一起，放在全书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国的一篇序文，也附录书末。此书虽专门阐释《尚书》今文，但大多合于古义，实为其可取之处。
《诗》自汉代以来，学者解说《诗经》，全都以《诗序》为本。尤其是毛公将《诗序》分置于各篇开头，使后世读者往往局限于只从序中去探索诗之大旨。对此，宋儒颇以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吴澄按照朱子所定，删掉各篇开头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诗经》正文，使读者便于以诗求诗，而不为序文所惑。至于诗篇次第，吴澄也酌情加以调整，使其编排更为合理。
《春秋》吴澄认为，汉儒对于《春秋》三传，专门守残护缺，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学者始能信经驳传，多得其本义，但仍有若干失当之处。为此，吴澄将《春秋》再加审订，编为七纲八十一目，解说以左氏为主，兼采诸家传注，而参之以己见，旨在使读者知道《春秋》史笔有一定之法，相信经文无不通之例，从而避免望文生义，误解圣贤之言。
《仪礼》吴澄深惜《仪礼》17篇尚不完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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