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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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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难道只是外资的引入、GDP的增长、税收的增加，而大多数人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要大受其害吗？而这种现象不是与政府正在倡导和推行的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吗？退一步说，即使“温州炒房团”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市场的假定条件也能成立，那么还需要追问，他们炒作房地产的资金从哪里来，完全都是自己的，还是来自银行贷款？如果大部分资金源自银行，一旦炒房出现风险，他们个人能够完全承担吗？假如不能的话，那必然会出现炒房获利归个人，而行市逆转的风险成本，到时候则可能由银行体系，进而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如果是这样，大规模炒房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要一一给予澄清，“温州炒房团”现象的实质也就一目了然了。
市场垄断与价格刚性
可以说，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反而是一个垄断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房地产产品本身的种种特殊性，加上某些现行制度安排的不完善，使得该市场完全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结构状态。在房地产市场，获得土地是企业进入市场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土地又是由政府垄断供给的，只有通过政府才能获得开发用地。如果土地是在规范、公开、透明的市场化方式下出让，那么，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对土地持续适度的供应有效地调节房地产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土地出让的实际收益可以充分地纳入有效管理渠道，防止土地收益被倒卖地皮者从中渔利。但是，除广州等少数地方之外，国内的土地供应基本上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出让，多年来以招标和拍卖等方式出让土地的比重一直非常之低，这一比重只是在近年来才稍有提高。在北京，从关于土地的33号文件颁布到4号文件颁布的短短9个月里，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的土地达33号文件前10年北京住房建设用地的总和。协议出让土地的制度安排，既使土地市场价格机制扭曲，没有开发资质者可以获得土地，进而转手获利，同时又通过制度性壁垒，使垄断力量从土地市场向房产市场延伸。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在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建立后，出于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考虑，不但没有适量及时地供应土地，反而采取了维持土地市场“适度饥渴”的做法，使市场供求紧张状态更趋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或者是与政府利益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具有特殊关系背景的人一旦获得土地，就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宰，土地的行政性垄断由此转化为市场性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房地产产品空间的不动性、高度异质性、极低的相互替代性等特点，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又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企业数目就不会太多。在处于同一地段、开发类似产品的企业数目很少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就会明显感受到竞争对手的行为对本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假如开发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房价必然会下降。房价下跌会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这样的竞争是开发商不愿看到的，因此开发商之间存在价格合谋动机。在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包括投机需求在内），开发商之间更加缺乏价格竞争的外部压力。而更严重的是，在或真或假的行情看涨的大背景下（开发商时常制造涨价升值的假象，其实往往是有价无市），消费者反而会对降价出售的房子的质量产生怀疑，从而陷入买涨不买跌、“价格越低房子越卖不出去”的恶性循环。
对于资本密集性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保持房价刚性、降低巨额沉淀成本的风险、获得超额利润等因素，成为开发商价格合谋的动力。如国内开发商的默契合谋就采取了价格领袖制的形式。即由首先进入市场的开发商制定价格，后来者跟随这一价格。如果有人破了规矩，敢于降价竞销，则必群起而攻之。这种价格合谋的行为加剧了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对住宅市场的价格垄断使开发商能够攫取超额利润，同时必然会降低企业的效率水平，妨碍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并将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炒房行为：实质与影响
在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格局下，形形色色的炒房团以炒作方式操弄市场，不仅使垄断供给者的超额收益顺利实现，同时又加剧了房价的刚性，使某些开发商虚虚实实的涨价预言假戏真做、弄假成真，而且会恶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制造社会的两极分化。恰恰因为居于垄断地位的开发商和炒房团属于来自垄断供给与垄断需求两方面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才会“嘤嘤鸣兮、求其友声”，彼此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前者才会为后者的敢作敢为高唱赞歌。近两年来有资料表明，在中国前100名富人中有一半以上从事房地产业（而在国际上这一比例仅为6％）。而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投机者所得正是广大消费者所失。过度投机行为对于住宅消费市场的中低层消费者具有一种挤压作用，因为房地产价格刚性的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会使进入市场的最终消费者背上沉重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又会把为数甚众的消费者挤出市场，使他们住房需求的满足变得遥遥无期、希望渺茫。因此，“温州炒房团”这类行为加剧了国内财富的恶性再分配，制造了流布甚广的不满情绪，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可以说，在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获利最多的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商，特别是那些有通天本事获得协议出让土地的个人或企业。他们从政府手中以低价获得土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倒卖转让他人。第二是政府。政府不仅通过卖地增加其财政收入，而且房地产的发展拉动当地整个GDP和税收的增长，一箭双雕，一石三鸟，何乐不为？三是银行、各种中介机构等。而房价持续大幅度上升或表现出强烈的刚性，消费者的福利自然减少，广大消费者成为最大受害者。寻根溯源，“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并不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始作俑者，把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的诸多矛盾都归罪于炒房行为，这没准儿是一种误导公众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但过度投机的炒房行为的确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受益受损的利益分配格局。
有人认为，“温州炒房团”能够搞活当地的市场，增加该地的GDP与税收等。一般来说，这种说法自然没有错。房价的上升，GDP与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我们的市场活跃与经济发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活跃而活跃、为GDP而GDP、为税收而税收吗？如果是这样，这种经济活跃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中央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那样，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人，都应该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温州炒房团”的行为仅是让少数食利者大获其利，而让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水平受损，让民众的财富轻易地流入以不正当手段暴富者的腰包。这不仅与科学的发展观背道而驰，而且是对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性的一种肆意嘲弄和讽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政府也会迫于公众压力，及时出台抑制投机的措施。如果这个道理不错的话，“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其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
“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即使在程序上是合法的，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其社会后果。“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如果是用他们个人的财富积累去炒作，那么盈亏责任自然完全由炒房者个人来承担。但是，实际情况则不是这样。正如目前的房地产业把其产业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内银行身上一样。“温州炒房团”的炒作也需动用银行贷款，方可调动杠杆，以小搏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市场行情稳定上扬，轻松获利自是易如反掌，所获收益当然落入个人荷包；如若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导致炒作失利，造成个人无法承受的损失则将由银行来承担。这种对收益与成本严重的不对称，巨大的风险向信用机构的过分集中将带来极大的隐患。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至我国部分地区，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经历过度投机直至泡沫崩坏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恶果实为前车之覆，可谓殷鉴不远。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当然不是一种可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在垄断的市场格局里，它只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降低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挤压住宅市场的中低端消费者，也不利于房地产企业致力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会加剧信用风险。因此，政府对“温州炒房团”行为不仅要设置种种限定——尽管这属于治标之策，但也合乎规范市场运作的要求，而且要对目前住房供给的垄断与开发商的价格合谋进行管制，以便降低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鼓励开展公平有序的竞争——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这里，到底应该给温州炒房团发什么奖章呢？在个别人看来，假如温州炒房团该发铜牌的话，银牌大概就应该发给把房价抬到最高的开发商。至于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的倒地皮者，则最有资格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戴上金光闪闪的冠军奖牌，俯视那些仅为谋得立锥之地就得如工蚁一般劳碌终身的芸芸众生们。按照这种规则颁奖的地方，大概就是某些投机家们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的天堂吧——而那必将是所有诚实劳动者的人间地狱！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0节 资本驱逐动物？
本文与张群群合作。
5月27日，看到《南方周末》刊出的《北京动物园“迁”动人心》一文，不禁为之愕然。一个好端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迁走？一个沉淀了近百年文化与传统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要让它在瞬间毁灭？这仅是“谁有权决定动物园搬迁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吗？要知道，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要确立这种合法性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仅是涉及动物园当事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吗？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买相关决策者，那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不仅是要不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大问题，而且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如何保护民族遗产、如何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重蹈当年北京古城墙被拆后万劫不复之旧辙。这不仅会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也会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迁移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便是针对动物的迁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动物园从老城区迁走，表面上体现的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夺动物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对动物的排斥关系，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排斥关系。动物园的拆迁，只不过是社会把对待人的态度强加于动物身上。在动物园中面临拆迁的动物们的处境，恰恰成为所有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所处境地的一个准确而生动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把陷于搬迁、贫穷与发展困境中的强制移民对象称为“移动的靶子”。
据报道，政府官员认为北京动物园迁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是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实在是荒诞无稽。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来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疾病的传播地。按此逻辑，如果动物园因可能成为疾病源而要迁出的话，那么医院也可能成为医源污染的源头，是不是北京所有的医院都应搬出北京城区呢？！
至于交通状况的问题，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该地繁华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于该地繁华后有多少空间来支持，而在于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对该地做好交通规划与管理。在香港的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其繁华程度、人流密度、空间拥挤程度，北京的西直门地区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但香港这些地区的交通不也是畅通无阻吗？其原因正在于香港能够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促使目标最优化。但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不从自身规划设计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强调外因。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既不能够问责，也做不了分内应当做好的有效率的事情。这样的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好好整顿吗？
对于什么提高动物福利之类说辞，那真是无稽之谈。什么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呢？是让动物园的动物生活条件更好吗？是要寻求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是这样，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彻底放生、回归大自然，岂不更好？何来动物园的搬迁呢？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动物园的首要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为动物服务还是为人服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虑到环保主义者对于动物福利的理性诉求，整体搬迁动物园，摧毁园中动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环境，这种做法的冠冕堂皇理由就更值得怀疑了。面对造成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拆迁，动物远远比人更加凄惶无助，更加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动物园的设立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为园中动物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与环境，目的就在于如何便于动物园的管理，降低这项公益事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效益。那么，动物园的搬迁，其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如动物搬迁的过程、新园址的建设、新环境的创造、动物在新环境的适应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纳税人承担之外，谁还会来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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