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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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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4）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高官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1）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专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专制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2）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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