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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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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与赤贫者。而中产阶级则处于中间。
技术进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繁荣，而物质富裕则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迅猛的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经济学家J约翰·加尔布雷斯这样描述道：“在这种大公司里，有董事长、总经理、若干副总经理分别承担重要的参谋责任或部门责任……它把所有具有专业知识、有才干或有经验的人囊括进来共同作出集体的决定。这不是管理部门，而是指导性的智囊团——企业的大脑。”同上引书，第61页。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进一步扩充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个老中产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场主经历工业化的洗礼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他们已不再是传统的自耕农，而是富裕的商业农民。他们志在实行科学种田与专家管理，并得到了受过专业培训的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同时他们还同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联系，他们作为农业企业家利用其企业价值确立了其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
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独立小业主中的部分人沦为工厂工人，即所谓“正在消失的技工”，小商人在大公司实现生产和销售的联营后地位每况愈下，独立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他们较为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社区里他们广博的知识使他们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但工业化使他们的地位也受到削弱。尽管他们的收入较以前提高很多，但他们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不如那些工业巨富们，他们的相对地位下降，而且其独立的民主地位也逐渐削弱，律师、教授、牧师在财阀的控制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民主和自由的使命意识也可能使得他们的抗争意识提高。关于这部分中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斗争的经历，在下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论述。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改革时代》中做出这样的阐释：“专业人员的异化实际上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些作用中，地位革命的影响应该给予重视。职业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但所有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的集团都有一种共同的羞辱感和对财阀的不满。”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白领雇佣者集团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了，189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对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与“支薪雇员”加以正式区分。支薪雇员即是白领，泛指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包括经理、推销员、簿记员、办公室人员与企业内的专业人员。他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缺乏大笔财富与取得巨大财富的门路。他们当时收入一般是在年薪1500～5000美元之间，地位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他们是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城市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迅速增长。1870年，美国的办公室人员、簿记员、办事人员、推销员等人数增长了1～3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白领增长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领阶层的人数又增加了1倍。
中产阶级迅速转型，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187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23倍，其中老中产阶级（商业企业家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增长2倍多，劳工增长了3倍多，而新的中产阶级则几乎增长了8倍，其总人数从756万人上升为5609万人。布鲁明：《中产阶级的出现》，第290页，转引自《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74页。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上层白领成员具有良好的背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企业内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上层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中下层则来自或出身于老中产阶级或劳工，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3）
正如罗伯逊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教育是社会的中心。”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506页。工业化时期教育的普及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育功不可没。美国教育的发达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其民主和自由意志的体现。1848年，霍勒斯·曼在担任教育局长时主张“只有普及教育才能抵制资本统治和劳工受奴役的趋势”，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平衡器——社会机器的平衡轮”。1830年，费城的技工通过一个决议，宣称：“没有真正知识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除非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平等的教育，自由只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词儿。”J布卢姆等，同前引书，第420～421页。1870年以后，公立学校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要使人人享受教育的决心，全民免费教育成为美国信念中最重要的内容，教育经费大大提高。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只有69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约15美元，而20世纪第一学年的学校预算是250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近23美元。到1900年，南部以外的各州（有两州除外）已制定了某种义务教育法。平均在校学生人数和平均学年长度都显著提高，公立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快，教育成为一种科学，教育局得以成立。公共图书馆也有惊人的发展，出版物激增，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廉价的“便士报”，城市日益发展，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公众相信教育，同时也希望受益于教育。同上引书，第87页。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教育正是新中产阶级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给我们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始末。从杰弗逊时代以来，大众教育就与推进民主结为一体。而政府也对教育相当重视。进入公办中小学的适龄儿童逐年增加。招生规模的巨大变化加强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地位或职业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
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在工业化时期，19世纪后期哈佛学院的改革拉开了学院改革的序幕，课程的选修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选修课程。学术上的改革使学生和教授从只做学问的保存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提高者，这意味着学者的身份、自由和威信都有所提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培养出的学者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同上引书，第304页。
教育系统的培养目标在19世纪中期是为了培养“民主共和国的好公民”，到了20世纪，这个目标已经变迁成为“在职业稳定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社会里”做一名“成功者”，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266教育的意义已经从地位和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模式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其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
进入不同职业的正式要求以及升迁的希望往往取决于受教育的水平。在较高层次上，学院是高级和半高级职业的摇篮，同时也是获得更高职业所必需的地位标志。受过更好教育的男子比起他们的父辈可能占据更高的职位。名牌大学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在大公司里找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
米尔斯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学院和大学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将小商人和农场主的孩子提升到高级职业的较低层次。在大萧条中，许多男孩不是去继承父业，而是经过训练以后，在牺牲父亲利益的情况下，去帮忙为大公司系统的某个部门提供人员。他父亲的事业正是被这个大公司系统毁掉的。Ibid；p268
在工业化时代，美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是城市化。19世纪，美国人在地域和职业、阶层上的流动频仍。美国从1820年开始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国家的发展，1901年后，美国的经济、社会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城市化。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页。但是在20世纪前，城市发展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全部城市的一半人口集中在北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中西部和北部沿岸各州农村人口的外流格外引人注目。19世纪的几次大的经济萧条给农村造成极大灾难，而与此相比，城市却在享受由于电话、电车、电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其他新奇玩意带来的现代生活。许多农民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纷纷迁居城市。
城市的特性、模式、结构也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变化，城市的功能日趋多样，1870年以后，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中心住的是穷人，周围一圈圈地住着日益富裕的人，社区的阶层分化开始变得显著起来。美国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国内农村，还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农村，他们与以往的迁徙者一样，都是为改善命运而来，但他们在所栖居的城市往往成为非熟练工人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教育的普及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一部分人的子女能够脱离父母所在的阶层而上升到中产阶级，但仍有不少移民的后代继续贫困的模式。威廉·富特·怀特所著的《街角社会》为我们描绘了移民的转型。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组成的。随着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青年凭借大学教育的提升作用，脱离了贫困的社区，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而有的没接受正规教育的青年，即使很聪明能干，却仍然留在贫民社区。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4）
职业升迁使美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延续性。19世纪末，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可能进入上层，但新的白领等级使蓝领及其子女有了升迁的机会。在这一等级制度中，蓝领阶层的成员进入白领中下层，而白领下层升入中层都是比较容易的，再往上爬就很困难。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将领导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新中产阶级终于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心。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一直没有止息。虽然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逐渐分化，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黑人在内。
在政治上，工业化使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经受到挑战，垄断和反垄断交织进行。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势力，但由建国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却也在这种极大的不平等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反垄断的呼声一直不断，中产阶级则是其中激进的鼓与呼者。
信奉新教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他们坚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如同西部土地曾经给每个自由农民提供机会一样。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应该不受限制地得到发展，每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首先，他们对财富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不公表示不满。韦伯对宗教多元的社会里的宗教与职业的分布做过一番剖析，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23页。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业化导致机会被不断剥夺，金融巨头正在扼杀个人主义，公司的权力正在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更引起了他们的广泛不安。面对政府和大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愤然谴责；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不过，作为贫富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他们缺乏强烈的反抗行为，他们希望建立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也反对劳工的罢工，担心劳工会转而投向社会主义。
其次，中产阶级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中产阶级中早期的“独立派”和20世纪初的“清污者”即是中产阶级不满政治现状的反映。早在19世纪80年代，代表老中产阶级的独立派就揭露了两党制的腐败与金钱操纵政治的内幕。他们反对美国的“道德病”，揭示其腐败、物质主义与公司的权力膨胀。1894年，亨利·劳埃德写下了《财富反对共和》一书，对垄断资本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9页。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城市腐败和政治腐败的文章，其著作《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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