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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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　Vogel；　Japan�餾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蓖ü�翔实的田野研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认为：“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Ibid�保琾��4�备蹈咭褰缍ǖ娜毡尽靶轮胁�阶级”基本由职业决定，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诞生的一批在政府官僚部门及企业、公司工作，依靠薪水生活的白领雇员。另外，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ⅰ～ⅱ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新中产阶级”，有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出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也有承袭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middle　class”研究的影响、精于统计分析的年轻学者所做的调查研究。1952年，“SSM研究会”进行了阶级归属意识调查，1955年，在国际社会学会（ISA）协助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主持实施了“成层与流动调查”，即后来的第一次SSM调查。　　　　
　　　　对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异常关心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出现了以培养中产阶级为目标的新的政党“民主社会党”，该党将“中产阶级化”政策定为基本路线，宣称不为特定的上层阶级服务，而要保护并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全体国民的中产阶级化”。并且，它将当时“中产阶级化”的具体目标描述为“今后8年内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翻两番，平均5万日元”，“创造出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的环境”。《中産階級化政策の基本理念と政策の目標》，1960年7月4日，转引自高坂健次《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社会学部紀要》2000年第86号，第145～159页。紧接着，自民党也开始提倡“培育中间阶级”，“中间阶级的增加”频频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3）

　　　　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期，人们在失落的同时，开始反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盲目，并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因为社会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基本富裕，国民的生活满足感大大增强，自我感觉处于中层的人数不断增加，　1977年达90％，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其中回答“中中”的达到60％。至此，日本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民皆中游的“中流社会”，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巨大阶层。但实质上该阶层并非由各方面均呈中间状态的人们所组成，而是一个轮廓模糊的流动的群体。村上泰亮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层在社会资源的三元分布上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即阶级地位较高的阶层政治上拥有较强的权力，文化上威望亦较高，他称之为“成层的结构化”；而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结构化机制逐渐崩溃，呈现出显著的“成层的非结构化”现象。因此，村上借用韦伦斯基的“new　middle　mass”的表述概念，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新中间大众”的时代。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8页。这里的“新中间大众”具有与迄今的任何阶级、阶层均相异的新的性质，他们并非新产生的中间阶层，而是达到了基本富裕程度的群体，他们内部的不平等只是非结构性的量的差异，不会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这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的无阶级化。“新中间层”的内涵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作为实际阶层存在的内容逐渐消散。　　　　
　　　　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加剧了日本人“中层”意识的膨胀，但“新中间大众”时代充溢着“全民中产”自豪感的日本实质上实现的只是“基础财富”的平等，在“高级财富”上却远非平等。盛山和夫：《中意識の意味：階層帰属意識の変化の構造》，日本仙台：《理論と方法》第５巻２号，1999。村上泰亮曾指出，若不积极采取政策解决新中间层的生活稳定问题，“新中间层有可能会成为叛逆人的群体”，“那时我们将失去实现后工业化社会目标的最后的历史主体”。村上泰亮：《新中間階層の現実性》，东京：《朝日新闻》1977年5月20日。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弊病日益暴露，除却部分拥有高额资产的富裕阶层，大部分日本人生活水平停滞，国民购买力的增长出现钝化趋势，与此同时，购买力的差距扩大，消费者开始分化为追求高级和追求低价两种取向。小沢雅子：《新〈階層消費〉の時代》，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失业破产不断，国家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而一批IT精英等跻身全球性大公司的“新阶级”却伴随全球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发展获取了巨额财富，《文芸春秋》編集部：《新階級社会日本》，东京：《文芸春秋》2000年5月号。“一亿总中流”的平等、富裕表象再也掩盖不住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从1980～1992年短短十多年里，日本基尼系数上升了约0��1，且数值甚至超过0��4，以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日本在各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超过了美国。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从曾经堪与北欧媲美的机会与结果的“双高”平等社会坠入了与英、法、德等国为伍的机会不平等、结果也多少不平等的社会。橘木俊詔，同前引书，1998，第5～6页。　　　　
　　　　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对中间层问题的探寻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流崩溃”论成为众多研究者论述的主题。《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勝博：《2010中流階級消失》，东京：講談社；1998。、《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鶴子：《中流幻想の崩壊》，东京：至文堂；1987。、《〈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东京：講談社；1985。、《中流的幻想》越谷政一：《中流の幻想》，日本青森市：北の街社；1985。等类似的著述标题便清楚反映出作者的观点，即认为所谓的“中流社会”不过是一个迟早会破灭的幻想而已。也有的学者反驳认为，日本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富裕中的不平等”，“‘中流层崩溃’说缺乏根据”。参见原純輔《中間層の空洞化説は疑問》、大竹文雄《〈中流層の崩壊〉は根拠乏しい》等论述，出自《論争　中流崩壊》，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2001，第89～106、121～126页。另一些学者则从“新中产阶级”研究概念的产生上反驳“崩溃说”，认为从米尔斯的论述及18世纪“新中产阶级”概念的诞生伊始，“新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位于阶层序列的中部、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存在，而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所谓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个故事而已。盛山和夫：《中流崩壊は〈物語〉にすぎない》，同上，2001，第222～237页。还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占全体人口约20％的上层白领雇员的代际继承性增强，“担任企业、行政部门的专业工作者或管理工作的上层白领自80年代下半期始，无论在可能性的差距上还是终点的状况上都处于封闭化状态，称之为‘知识阶级’也不足为奇。”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第98页。佐藤俊树并且认为：“就算泡沫经济之后的不景气结束，日本经济重新踏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不，就算再来一次60年代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仅凭这些也无法消除上层白领的‘阶级’化，说不定在‘馅饼’整体加大的情况下，反而存在收入差距加剧的可能性。”同上，第102～103页。据此，“新中产阶级”又开始形成自己新的实体，有部分学者甚至视其为重构日本新型社会的希望。櫻田淳：《今こそ〈階級社会〉擁護論——〈中流の飽和〉を超えて》，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同前引书，2001，第257～279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二模糊的定义与细致的操作（1）

　　　　从前面的一些叙述可以发现，日本围绕“middle　class”研究出现了多种名称定义，“中产阶级（阶层）”、“中流阶级（阶层）”、“中间阶级（阶层）”、“中等阶级（阶层）”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虽不乏无视区别、顺手拈来型的混用，但对有产还是无产、阶级还是阶层等概念的区分却反映出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根本认识立场。同时，“概念上的混乱常常源于背后理论结构的不严密，反过来，偶然的概念混乱有时也会促成理论结构的重组。”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7页。　　　　
　　　　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用语有着自己清晰的区分。对“中产阶级”，接受调查的人一般主要着眼于财产、收入等方面的情况，认定其“在以经济能力建构的阶级结构序列体系中，处于接近顶点的相当高层”。与此相对，对“中流阶级”、“中流阶层”等，被调查者一般根据所占的社会地位高低、社会威望大小等进行判断，主要建立在印象中的家庭背景、交际范围、学历、职位等因素上，认为在以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的阶级结构中，“中流阶级”、“中流阶层”大体接近中间位置。而对“中间层”、“中间阶级”等用语，一般被调查者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定、悬在半空的不稳定感，更多强调的是“中间”概念中消极的一面。从学术角度来说，该定义应当属于适用范围最广的最为贴切的表达，将前两种定义的内涵都包容在内，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其归属者却最少，多只有学者群体使用。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29％、“中间”19％。尾高邦雄：《日本の中間階級——そ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方法論的覚書》，《日本労働協会雑誌》22号，日本労働協会，1961，第4～27页。　　　　
　　　　日本的中间层问题研究较早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进行的，作为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补充，认为它属于劳资间的第三阶级即中间阶级。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岸本重陈也认为，称“中”则必有两极，他将雇佣与被雇佣视为两极存在，认为在雇佣关系上位于二者之间的、拥有一定独立财产、享受适度富裕的为“中流阶级”。岸本重陳；同前引书，1985，第90～9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农地改革、民主化改革等措施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同时多少消除了意识形态上传统的马克思式阶级划分的影响，阶级分类逐渐演化为阶层结构分析：“阶级理论运用‘剥削’概念描述社会的利益对立，但随着社会形势变化，逐渐失去其解释力，与此相对，阶层研究通过细化不平等及其再生产的测量指标等方法，来捕捉社会现实的面貌。”丹辺宣彦、田渕六郎：《書評論文〈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年（52）3，第435页。阶层概念往往与阶级概念形成对照：“阶级将人们分割成界线明确的集团，阶层则呈现连续分布；阶级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差异，阶层的基础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分配；阶级伴随着阶级间的利害对立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敌对性关系，阶层则并不一定包含这一假设。”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枺�京大学出版会，1991。1975年日本实施的第三次SSM调查放弃了阶级概念，专门采用阶层概念，阶层结构被定义为“社会性诸资源分配形态的相对持续性状态”。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枺�京大学出版会，1991。村上泰亮则根据韦伯经济、政治、文化的分层方式，对“中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定义：经济上拥有足够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收入和资产；政治上拥有选举权，而且在行政机构、民间法人企业、地方社会肩负着某种管理职责，包括为产业社会的运行和管理提供不可缺少的信息和知识的智能型专门职业层，即广义的管理阶层；文化上受过一定高等教育，拥有独特的“中流式”生活方式，是促进产业化的“手段式”价值即所谓“中产阶级美德”的自觉承担者，如勤勉、节约、重视婚姻与家庭、计划性、效率性、责任感等，是资产阶级实质上的文化领导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盛山和夫通过对阶级分析历史的回顾，同样否定了“导致社会变动的政治主体阶级”的存在，认为应从身份制、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重新找寻“中间层”问题的研究途径。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第150页。而渡边雅男等学者则坚持阶级观点，主张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30～431页。新一代的社会学学者佐藤俊树则把“与父亲从事相同职业的倾向增强”这种知识精英层代际流动的封闭性称作“阶级的出现”。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就如何具体区分出中间群体，有学者总结出了主观、客观、主客观综合三种方法。尾高邦雄，1961。第一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