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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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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具体区分出中间群体，有学者总结出了主观、客观、主客观综合三种方法。尾高邦雄，1961。第一种主观方法由传统的舆论调查发展而来，询问被调查人认为自己属于哪一阶级，由此决定其所属阶级。调查内容综合三种选项：①“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中3选1；②“上流、中流上、中流下、下流上、下流下”中5选1；③“支配者层、指导者层、经营者层、中间层、劳动者层”中5选1。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单刀直入，操作简单，而且分析结果的信度较高。
第二种客观方法较为复杂，一般程序是：①选择研究者认为对阶级判断具有决定性相关意义的客观因素；②对这些因素设定一定数量的排序体系；③以这一排序体系为标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人、各家庭进行定位，并按序位进行分类；④对分类后的各组连续体标上3个、4个、5个或更多的分隔标签，并以其为界计算各自区间内的人数或家庭数。判断阶级划分的客观因素一般有职业、学历、收入、财产、消费水平、居住方式、居住地区、家庭背景等，其中根据选取最具决定性的变量数目是一个还是综合两个以上，研究又不断细化。经济学家多以收入为决定性变量，社会学家运用最多的则是以职业为基本要素来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划分。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二模糊的定义与细致的操作（2）
第三种是一种综合尝试的方法，如日本1955年的“成层与流动”调查中，将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阶级归属（“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结合，制定出5个阶级划分（①资产阶级；②小资产阶级；③白领A；④白领B；⑤蓝领），再据此调查全国的阶级结构。
研究者对几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又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两种新的研究途径：①设定综合的客观阶级划分标准，考察职业、收入、财产、消费水平等，从中制定出中产阶级标准，再调查其中有多少人抱有中产阶级意识；②反过来，先根据主观调查得到的自我判断比例制定出主观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中间层，再以此为标准，调查该标准内人们的职业、收入、财产等量度。他们对两种方法进行再综合后得出一种认为是较为全面的划分：最上层、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中间层、下层。1955年处于日本经济腾飞期，该分类的各层比例分别是3％、18％、19％、32％、28％。研究者认为，上层仅占3％，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的数目几近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因此，作为“中产阶级”培养对象的应是第四阶级的中间层。结论认为，“中产阶级（包括准中产阶级）”与“中间层”在阶级归属意识、工作中的权力、支持的政党类别等方面存在深刻的性质差异，如中产阶级的“中间阶级”意识达46％左右，工作中部下的数目多于上司数（权力大），支持自民党的多；与此相对，中间层的“中间意识”却至多不过22％，在单位里上司数比部下数多，支持社会党的多。
在阶级构成的划分方面，大桥隆宪的“大桥方式”分为资本家阶级、老中间层、新中间层、工人阶级。具体参见大橋隆憲《社会階級構成表の意義と限界》，《京大経済学部創立40周年記念経済学論集》，东京：有斐閣，1959；《戦後日本の階級構成と最高経営者層中核部》，《現代の経済と統計——蜷川虎三先生古希記念》，东京：有斐閣，1968；以及他的著作《日本の階級構成》，东京：岩波書店，1971。影响颇大，在此基础上，桥本健二综合职业、地位类型、下属人员规模等因素，提出了划分阶级类别的“桥本方式”，橋本健二：《階級社会日本》，东京：青木書店，2001。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一定的检验。“桥本方式”将当代整个日本社会分成资本家阶级、新中间阶级、工人阶级、老中间阶级共四个阶级，其中新中间阶级指从事专业、管理、事务工作的被雇佣者（但女性须去除事务工作）。根据桥本的研究，新中间阶级占总就业人口的235％，其中男性明显偏多，男女比例为788％对212％；平均年龄418岁，是四个阶级中最年轻的，而且女性年龄还要低3岁左右，并包含相当多的独身职业女性；婚姻状况方面，配偶拥有率平均787％，但女性只有683％；高等教育接受者的比例非常高，超过了半数，为519％；家庭年平均收入871万日元，与老中间阶级相近；拥有的不动产平均为2626万日元，金融资产平均1415万日元；住房拥有率为740％，与工人阶级大体相当，但不同的是享受着优厚的企业福利待遇，住公司宿舍的达94％；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多仅次于资本家阶级，位居第二，但计算机、电脑打字机及钢琴的拥有率却几乎与资本家阶级位于同一水准，显示出新中间阶级偏好智能型、文化型财产的倾向；新中间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回答为满意的比例占655％，阶层归属意识上回答“上层”与“中上层”的合计360％，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为382％，均仅次于资本家阶级，在四阶级中位居第二；在政治态度方面，不支持任何政党的比率为627％，是四个阶级中最多的，但并不一定保守，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为183％，仅多于工人阶级，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为92％，为工人阶级之后第二高。在《作为阶级社会的日本》一书中，桥本对新中间阶级的生活世界进行了如下描述：“新中间阶级尽管资产少，但确保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喜爱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包括那些与高级文化有关的内容；工作领域，在本人工作方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某些情况下也对公司的业务内容、其他职员的工作内容等拥有某种程度的权限；升迁的机会相当开放，但这一点往往也造成了精神压力；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很广，但与同样处于被雇佣状态的工人阶级相比，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者或官员、总经理类经营者大多拥有更多的熟人。”同上引书，第151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三亦真亦幻的“中层意识”（1）
阶层意识是联系个人社会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念，在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中，对“中层意识”的探讨是一个占据很大比重的中心性论题。所谓“中层意识”，一般指假定日本社会由从上至下的连续性多层组成、在询问自己属于哪一层时所做的“中层”回答，属于一种阶层归属意识。日本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显示，1958～1979年，调查中选择“上层”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下层”从1958年的17％减少到1967年以后的5％～7％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比例，而合计后“中层”的选择人数从1958年的70％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90％，被称作“中层意识”的膨胀化，其后一直维持着这个“饱和”状态的比例。SSM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1955年只不过419％，1975年达到764％。这一背景状况促使众多研究者纷纷探索高比例“中层意识”的成因，追寻是否存在与“中层意识”对应的作为实体存在的中间层，把握“中层意识”的产生、膨胀、崩溃与日本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关联。
原为“中位阶层意识”的“中”却演变为“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中流”，曾几何时的概念偷换令人深思。调查中发现，“中层意识”的自我认同与客观状况很不一致，年收入800万日元与年收入600～700万日元之间的人相比，“中层意识”拥有率反而低，因此，有研究者批驳“中层意识”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无实体的统计集团，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幻象，至多不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参照群体（集团），而非拥有实体的整合的归属集团。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3页。还有研究者认为，90％的高比例调查结果来自于问题提问的方式，以同样问题调查下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中层意识”比例都会达到9成左右，因而“9成中流”并非日本固有的现象。
表7…1“中层意识”的国际比较图*单位：％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中”合计意大利2212570510830938法国1810861218963909德国0915953721534911荷兰1123254446538834英国047253628181889美国1516754421652927日本1110953626954914*调查年份分别为：意大利1992年，法国1987年，德国1987年，荷兰1993年，英国1987年，美国1988年，日本1988年。数据内容转引自橋本健二，2001，第51页。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层意识”的功能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虚构形象这一点上，该意识的泛化是阶层非结构化、中流阶级逐渐失去实体的社会意识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流动开放公平的象征，正因如此，这种泛化成了政治上的“安全阀”：“‘中层意识’本身（及其增长倾向）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首先，到达‘中层’或‘一般化’状态被有意无意地设定为生活的目标，引导出人们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的活力；其次，至少不是‘下层’的想法产生出一种肯定现状的、保守的社会意识。因此，‘中层意识’超越了阶层研究的主题，成为新闻媒体感兴趣的对象，连政府方面也以《国民生活白皮书》的形式积极进行提示引导。”原純輔：《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②階層意識の動態》，东京：枺┐笱С霭婊幔�1990，第10～11页。
“中层意识”拥有者的比例大小多少受阶层划分方式的影响，如日本国民生活调查将“中”分成中上、中中、中下三部分，“中层意识”归属者便达到90％，SSM调查的“中”分成中上、中下两层，所以1975年也只有764％。另外，“中层意识”不同于假定社会由利益对立的非连续性集合体组成的“阶级归属意识”，并非“中产”阶级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中位阶层意识”。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30页。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并未混同两种意识，两种结果差异显著，如1975年，拥有“中层意识”的比例达77％，而“中产阶级”意识层只不过24％，阶层归属中选择“中层”的，在阶级归属中却选择“工人阶级”的多，归属“中产阶级”的少，可见两者是由不同标准制约的。经过实证分析后发现，影响阶级意识选择的主要是职业上的雇佣关系，管理人员中“中产阶级”意识较强，一般从业人员（受雇者）则具有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与收入、学历等并不十分相关。
围绕二战后日本“中层意识”迅速增长的状况，出现了多种解释“中层意识”成因的观点。一种可称之为“绝对论”，认为在非上层亦非下层的中间位置上存在着生活方式、意识结构等层面性质一致的巨大的“中间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尽管“中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多种多样，但表面呈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却存在同一性，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造成的，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存在一种与特定消费内容和财产相连的绝对性的‘中层’标准，而且因为满足这一标准的人数增加了，‘中层意识’才随之增长。”转引自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5页中关于直井道子（1979年）的观点陈述。与此类似的“发展论”同样认为“中层意识”的增长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解释基础同样是一种绝对标准机制。间间田孝夫：《階層帰属意識——経済成長，平等化と〈中〉意識》，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23～45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三亦真亦幻的“中层意识”（2）
绝对标准机制指个人在判断自己的阶层归属时持有某种绝对标准，不倚赖他人；与此相对，与社会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后再做出阶层判断，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中寻求判断依据则称作相对标准机制。“相对论”是一种较为笼统的概括，包含多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持“平等化论”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民主化、福利政策等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高，由此带来了“中层意识”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导致的“地位非一致性”促进了人们“中层意识”的产生。研究者将（职业）威望、学历、收入、财产、生活方式、权力（地域共同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影响阶层序列的六个基础变量，将人们所处位置量化处理后发现，除上层的11％和下层的30％保持一致性外，中间的约6成均显示出非一致性，难以归属于单一的某个阶层。因此，占社会全体半数以上的中间层是由几种地位非一致性类型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多种多样的中间层”。原純輔，同上引书，第7页。这一研究结果成为解释日本“中层意识”急剧上升的重要论据之一。
部分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两种标准机制虽各有侧重，但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如1955年集中在学历、职业等变量上，十几年后却演变为收入、财产等变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阶层归属的判断标准是流动性的，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盛山和夫于1990年对围绕“中层意识”的相关研究总结之后认为，大部分假设试图从（单一的）社会性因素中寻求与阶层归属意识的对应关系，都是“单纯的实在反映论”，真正的阶层评价标准“根本上应当与时代共变”。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
以往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与自己接近的阶层识别精细，对远离自己的阶层却只能做出粗略的识别，高坂健次、宫野胜为此设计了数理模型，试图从统计理论上对“中层意识”的膨胀化现象做出解释，被称为高坂模式（FK model）。该计量模型假设，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多维比较结果形成一定的阶层分布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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