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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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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韩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富裕，它开始表现出更典型的与上等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相联系的特征。布迪厄有关阶级区隔（distinction）的分析支持了韩国社会两班化（精英化）这种观点。
布迪厄没有根据单一标准把社会等级看作是单向度的，他没有将社会系统缩减为抽象层面上的连续统，他提出一个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布迪厄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它包括经济资本（股票、债券、农村和城市财产）、文化资本（主要由教育资格来衡量，包括正式的和得自家庭的或者依靠社会出身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网络）。资本容量、资本成分和这些资本在时间上的变化（由过去显示的和社会空间的潜在轨道上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个基本方面。不同阶级的分布从被赋予较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统治阶级或者上层阶级）到很少占有其中任何一种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被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阶级）。那些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拥有一定量资本的人形成了中产阶级。Bourdieu， Pierre，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15～125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之间的差别是整个资本数量的函数。统治阶级中的私营企业主、商业自雇佣者和中产阶级中的工匠、店主（至少在法国的案例中）拥有比文化资本更多的经济资本，但工业主和商业主的经济资本比工匠和店主多。同样，教授和中学教师都有很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教授的资本量更大，因而属于统治阶级，而相比之下中学教师有很少量的资本形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同的资本结构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尤为特殊的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存在状况的特殊阶级（资本数量和成分，在共时的和历时的方面）产生一种阶级“惯习”（habitus）关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译法，如习惯、习性等。但惯习更能突出与习惯、习性的差别而为更多人所接受，故采用了这一译法。或一系列性情或者偏好，它们形成了一系列实践中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不同特征。Bourdieu，opcit， p170下层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地避免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它涉及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的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地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前者统治后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等级低的人接近并保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的一种手段。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四地位追求，或区隔游戏（2）
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地位意识是韩国当代中产阶级的习惯。也就是说，地位意识不仅是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财富，而且是产生他们的所有财富——包括他们的性情（体现方式）、他们的商品、他们资格等等，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原则。Ibid， pp207～227阶级内部的不同生活风格源于不同的资本结构。比如，经济资本多的人生活风格不同于文化资本多的人。无论如何，被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阶级习惯即地位意识上表现较为一致。
由于朝鲜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和1945年后土地改革的结果，即使那些传统的精英也不能摆脱生存必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贫穷，甚至还缺乏文化资本。随着二战后教育机会的增加，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许多家庭都能够获得教育资格，从而获得文化资本。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对于那些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人，生存的物质状况也开始不断提高，这样，处于受生存所困和不受生存所困的人之间的中产阶级便出现了。
许多出身一般的家庭通过获得教育资本再获得一个中产阶级工作，或者通过商业，近期（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与土地规划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经济上的意外之财，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从概念上讲，韩国构成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准比传统标准和布迪厄的标准要高。韩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上层特征也进一步支持了韩国中产阶级为上层或统治阶级认同的标准。韩国中产阶级的上层特征主要表现在：“（1）所谓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2）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级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3）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opcit， p224
在对社会空间及其转型的讨论中，布迪厄写道：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群体努力采用的策略是避免其阶级地位降低并回到他们的阶级轨道之中，其他群体也采取策略企图重建其被打断的希望之路，这是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Bourdieu，opcit， p147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中，不同的阶级都在使用不同的策略获得资本，巩固其阶级地位。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与再分化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其特定的“品味”。而社会的“品味”则往往是由拥有不同类型资本的上等阶级所左右的。借助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并进而谋求更多的资本，一个群体总是力图不断保持与本阶级的同一性和与其他阶级的差异性。这样，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的阶级群体依照其阶级习惯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其偏好的独特“品味”，从而造成阶级的分化或者区隔。
获得地位的现代化方式不仅构成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鲜明特征，而且在整体上为当代韩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竞争模式。另外，贵族精英的意识形态不仅成为当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而且成为韩国社会整体上的共同感觉。韩国中产阶级的抱负和理想充满着当今韩国社会的所有层面。在过去，能够获得教育的人只是贵族家庭的成员，现在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可以追求并获得教育机会。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觉得他们有权得到传统上只给予受过教育者的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地位——习惯的竞争之中，而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采用的获得地位的方式就是其保持或企图获得一定的资本的手段与策略。
虽然马克思意义上的激烈的阶级冲突与矛盾目前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别会自动趋于消减。韩国中产阶级正在投身的地位追求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阶级竞争”，是一个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攀比与效仿中不断演化、升级的阶级区隔的游戏。如此一来，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裂得更为完全、彻底。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五中产阶级的两难处境
萧新煌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五个理论假设或者命题，而其中三个都是与新生中产阶级的地位诉求相关：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认为在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产阶级仅仅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时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第二，流动命题。认为中产阶级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级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形成了一整套鲜明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题。中产阶级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级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Hsiao HsinHuang，opcit， pp4～5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级时，地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分析地位追求的两面性则是我们正视新生中产阶级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方面。
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由于中产阶级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级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级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级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那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阶级要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级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级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级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级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级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齐美尔，同上引书。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其所沿袭的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级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级阶级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级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止息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 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Jay Lawrence Westbrook，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级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Mills；op cit；p236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级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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