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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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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充满忧虑地目睹了发生在1953年3～4月之间的30万人大罢工。持有国家主义立场的总统韦戈斯或许有能力鼓动人们宣称，巴西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而独立，但这位“穷人的上帝”、工人的领袖看来却无法成功地对工人群体进行组织，因为其中的激进分子从来都不受约束。因此，当低级军官在1954年2月公布其“上校备忘录”，要求获得更高的“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工资”，并且谴责“党派争斗的灵魂就是冲突和矛盾”、“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暴力”时，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被这些一语中的语言深深打动。如“备忘录”所指出的，政府计划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将使得一个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工资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致相等。从这一点看，接下来的事件成了韦戈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54年，韦戈斯宣布，他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捍卫者”，并劝说工人们在次年的大选中采取果断行动：“作为一个市民，你们的意见在民意测验中举足轻重，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巨大力量。你们是人民的大多数。今天你们和政府站在一起，明天你们将成为政府本身。”这句话再明确不过地体现出了阶级冲突的威胁。
随着韦戈斯在1954年自杀，巴西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中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蔑视也日益明显。直到军队进驻以确保加斯利诺·库比切克担任总统，选战中亚图里斯塔和反亚图里斯塔两派的权力斗争才告终止。接下来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成就感的几年。库比切克遵守了他的誓言，一直致力于加快巴西的现代化进程。在1957～1961年之间，工业增长每年接近13％，中产阶级的就业和受教育的计划都大为增加，即时消费的文化也渐渐形成。
但是，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并未完全消除。马塞多·但塔斯于1959年写作的小说《中产人士乔》（Joe Middle Class）是关于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感的象征。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小公务员的日记来结构的，这个小公务员意识到，他的薪水永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为了弥补不足的部分，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兼职。兼职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他从受人尊敬的正式工作中赚取的收入，而成为他养家的主要来源。最后，他被迫从事不道德的交易，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而这正是一名富有道德优越感的中产阶级人士所蔑视的。在故事的结尾，他付清了妻子渴望已久的一台冰箱的货款，并为家里买了一台新的电视机。他的女儿们在学校里表现良好，而妻子的牙齿也很健康——家庭的经济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个故事来自于作者但塔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见的隐藏在中产阶级生活背后的活生生的事实。需要的比能够得到的多，始终是中产阶级无法摆脱的困境。在缺乏全面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状态下，巴西经济的增长始终处于跌跌撞撞的状态。对中产阶级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是一次痛切的揭露，提醒他们正视自身的尴尬处境。乔确实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准：冰箱、电视——但却是通过牺牲名誉和道德而获得的。为了准确表达这一思想，但塔斯没有让这个反英雄式的小人物陷入绝望境地，相反，乔语带讥诮地嘲讽说：“中产阶级的‘快乐’是可能的——在想象之中”。
或许，1960年中产阶级对于以道德化为竞选口号的总统竞选人杰尼奥·科德罗斯的广泛支持，正是对《中产人士乔》所代表的困惑和顺从情绪的一种回应。作为一名拒绝与他所谓的“老油条”政客们保持一致，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政策的教师，科德罗斯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这使得他在那些感觉自己在斗争中既非民粹主义者又非非民粹主义者的广大公众中颇具亲和力。他在1960年的选举中承诺，要让中产阶级不再疏离于政治事务之外，但随着他在1961年的突然辞职，这一希望也破灭了。
政变，以及中产阶级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危机时期，副总统乔·高拉特接任了总统职位，但并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的军人政变。1962年，经济衰退，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高拉特发现无法使脆弱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顺从自己的统治。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在高拉特开始站到劳工组织一边时开始感到焦虑。1964年3月13日，焦虑变成了恐慌，在一次现场直播的户外演讲中，全巴西的中产阶级都通过家中的电视机和收音机耳闻目睹高拉特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将与工人阶级结盟反对剥削者。不到一个星期，在3月19日，在教会、商界和军队领袖的鼓动下，女性团体和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发动50万人走上圣保罗街头，抗议高拉特的背叛。他们要求军队进驻以维持社会秩序。3月31日，军方领袖同意了，他们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驱逐了高拉特。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三幻灭：威权统治之下的理性与奴性（2）
中产阶级在这次政变中所扮演中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唯利是图，或是从属于精英阶层的奴性使然。利益纠葛与奴性确实存在，但还有其他的理由使中产阶级畏惧高拉特1964年的政策。高拉特的激进路线并不是唯一应该为中产阶级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或多或少，中产阶级人士都感受到，他们的身份本身已濒临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容忍政变，或至少不去有意反对它的想法，就像另一种厌倦的感觉——对诸如坚定的原则或明确的局部利益等都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厌倦之感——一样，广泛地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
在老共和时代被滥用的民主进程，1930年之后建立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失败尝试，埃斯塔多·诺沃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的姿态，以及1945年之后选举中出现的冷漠和喧嚣——这就是所谓“反民主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代替了此前的种种思潮，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里出现的原因。
假如了解到，作为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途径之一，竞选政治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信任，那就不难理解，很多人并不会因1964事件而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在萨拉·里安德罗·杜普雷1949年发表的小说《多娜·劳拉》（Dona Lola）里，一个中产阶级主人公反讽说：“民主是伟大的。”高拉特的“民主政策”使底层的贩夫走卒都成了富裕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在这场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反对剥削者”运动中失去了很多。从这一点而言，认为中产阶级并非天生的权力崇拜者，而是处于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这并不奇怪。Ibid；pp244～246
军人威权政治的稳定
1964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恪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1964年的919％开始下降，至1970年以后已降至20％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1968～1984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功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1971～1984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1984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1971年下降了50％。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外，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二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四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1）
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1960、1970年代的军人统治似乎并没能解决中产阶级的迷惑。1964年之后，一些电影制片人开始在影片中讨论这一问题，并从中产阶级的视角讨论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影片讨论了中产阶级人士对待理想、道德以及梦想的不同方式，并将其视为他们对巴西现代化的困惑及阶级斗争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回应——即使它们并非确切的答案。一切似乎都表明，中产阶级对巴西的现代性的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困惑：如何面对发展理论所预言但从未实现过的安全和稳定？应该以何种态度去看待民主？以及如何面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军人政府给白领和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广泛的教育机会，控制了通货膨胀，对劳工组织进行管理，并保证了足够的商品消费。但是，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仍然可能期望民主的回归：由于他们的子女反对军人统治，甚至其中有的人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孩子们被捕甚至失踪了。
当经济蹒跚不前时，有些人开始求助于行业协会。在1975～1981年的艰难时期，经济增长由1968～1974年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跌至6％以下，通货膨胀变成了经济泡沫，大批的医生、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工程师、新闻工作者等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多次走上街头，举行罢工。
即便如此，在中产阶级中也只有少数的相关者曾经参与到类似的活动中。大部分中产阶级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原有生活，政治问题则被置于私人圈子内讨论。类似的阴郁情绪贯穿了整个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1979年，一篇发表在刊物《圣保罗—福尔巴》上的文章问道：“中产阶级将走向何方？”暗示其前途并不光明。80年代发表在圣保罗报纸上的一系列专栏则成为时局的风向标。权威们纷纷质疑“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哀叹“中产阶级的艰苦历史”，为中产阶级“迷失于自身的错综复杂”而悲伤不已。
拉丁美洲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已经成为巴西未来现代化迷局的一个象征。一份时政杂志把中产阶级“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分析这个强调个人奋斗又重视外在表象的社会群体在地位渐趋下降之时，是如何陷入被欺骗的境地的。或许是为了理性解析在富有的职业精英、商界领袖与地位下降或最多停滞不前的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这份杂志还评选出了他们定义的“英雄”：那些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奋斗不懈的中产阶级人士——例如在路边兜售小商品的失业白领。不过，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按照该杂志的说法，这些人似乎都仍然无法在政治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上述模式，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不断更新，即使在同期条件下，中产阶级这个沿用已久的特定概念被不断质疑时也仍然如此。
代议制民主的回归和贫富分裂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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