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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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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民主的回归和贫富分裂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巴西政治重新回归于代议制民主轨道的模式。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不过，经历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拉丁美洲国家并没能解决贫困问题。一位巴西经济学家曾经将巴西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比利时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结合体。他说，在巴西，有钱人像比利时的人口一样多；而穷人，则像印度的人口一样多。吴鑫：《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北京：《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21期，引自网页wwwlifeweekcn/2002…10…30/000162399html。1980年以来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人均收入却仅仅增长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时间中，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干预，人均收入增长了75％。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而拉丁美洲在这一方面尤其严重。
由于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拉丁美洲的部分知识分子早就开始对其利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股反思的浪潮影响之下，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诞生了。不过，最初它仅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近年来则迅速壮大执掌政权。例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19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杨斌：《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经济学家杨斌访谈录》，引自网页wwwwyzxwyzx/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4。
《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
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工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四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2）
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地区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加入街头抗议的包括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
2002年1月31日～2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出席了会议。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吴鑫，同前所引网页。
拉丁美洲的愤怒其来有自。作为他们现代化进程的范本，美国人曾经向他们许诺说，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就能够得到经济增长和更多的收入。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他们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只仅仅与1980年持平，而且，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一些人甚至更穷了，就像他们一直以来所担忧的那样——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从以前的体面生活中跌入到赤贫阶层。
中产阶级：现实还是幻象？
在时评《发展及其幻象》中，奥克塔维欧·帕茨精确地表述了他所谓的如墨西哥所遭遇的“现代性的困扰”，但这一表述直到1972年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所感受到的，是拉美人民一直以来经历的、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狂想”之中的冒险传统。这种“现代性的狂想”是欧美地区的舶来品，它从未与巴西人乃至拉美人民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但却很像是生活中真实而具体的碎片的折射。正是这种错觉导致巴西人将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但最终，他们的“现代性的狂想”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巴西的现代化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斯瓦尔德·安德雷德试图确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利用巴西根据欧美经验所产生的“异邦的想象”，他宣称，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巴西人民不得不拼凑和塑造“非我之我”，随之而来的是矛盾丛生。他认识到，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不必强行割裂国外与国内、内部与外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巴西一部著名的小说《中产阶级》中的主人公托库托说过：“中产阶级将始终存在，因为它必须存在，并且永不消亡。”对于巴西中产阶级来说，“理想终将实现”的信念来自于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依赖它继续生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巴西中产阶级与欧美地区的同类别无二致。中产阶级的神话一直以来就代表着20世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从它在巴西出现开始，由于缺少所有制、权力以及系统性组织而被贬抑的巴西中产阶级，一直不曾完全认同和接受它，这种矛盾的情感里既有着深深的期望，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假如直到现在巴西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彻底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理论在拉美地区和巴西本国所遭遇的困境，那或许是因为，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以及他们一直以来所认同和遵从的伦理规范提供了缓和和化解的途径，依靠它们，中产阶级才得以在沧桑巨变的严酷考验中辗转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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