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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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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收藏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的名画《 游春图 》，命名为展春园。当时张伯驹拥有园的东一半，尚有小楼二座，回廊相接，外楼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居住（ 这位昔日的“太子”此时已落魄，完全由张伯驹供养 ），张伯驹住在内楼。
周汝昌回忆说：“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岱 ），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脂雪轩笔语 》之《 张伯驹和潘素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2）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订交，是在一次展览会上。应高名凯之请，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周汝昌当时刚考入燕大，正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览中有《 楝亭图 》（ 曹寅号楝亭 ），非常兴奋，立即跑去观摩。只见在大玻璃柜中，展出了巨幅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清朝“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彩绘小照，立幅。在小照四围的绫边上，名家的题咏密密麻麻，首先有藏主张伯驹本人题的《 贺新郎 》词。周汝昌读到《 贺新郎 》中涉及了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的话（ 这本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一说 ），就乘兴和了一首，第二天又作了两首。当时周汝昌正在才情发越的青年时代，又已经对曹家历史有所研究，当然兴会淋漓，文采灿烂，同时，还在每一句下都加了详细的注解，内容都是曹家的史迹事实。2005年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馆发现了周汝昌的后两首词：
十月二日草草赋《 金缕曲 》赠丛碧先生
幅隘感多，言不鬯意，追维图卷，因一再叠（凡入例得作平处不赘注）。
《 金缕曲 》题《 楝亭图 》
庭命存提耳，记当时，楝花亭榭，衮衣衙第。一树婆娑人雪涕，谁会蓼莪真意？天下事，半归知己（曹子清上自前明遗士下逮朝野名流罔不与游）。妙句清图都几幅，遍东南、争写瞻依泪。笔似绣，诗如水。
那兰① 小跋心先醉。重摩挲，手污爪，雅人生忌。三叶不殊风木思（ 子清以至雪芹 ），身世兴亡未已。又岂独、艳情堪悔（ 船山诗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前人大抵只于艳情二字着眼 ）。五采云龙馀诰锡（ 曹氏上世诰命今藏燕大图书馆，与《 楝亭图 》皆其家旧物流于世者也 ），泣流传、厂肆风尘里（ 李文藻《 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 》云：乾隆己丑——胡适在此行上方所加眉批：己丑乃乾三十四［1769］——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皆有楝亭曹氏印，盖付鼓摊庙市久矣 ）。忍重读，石头记。
又题《 红楼梦 》
奕叶愁耳（，第七世；耳，第八世。自曹氏始祖世选迄雪芹之殇子凡七世，盖不俟八世而衰矣）。更休论，从龙勋卫，绣才第。树倒猢狲含痛语，梦里座中同意（子清在日每举“树倒猢狲散”一语示座客，见施瑮诗集自注，即秦氏托梦语所自来也）。犹苦说，为人非己。噎虀围毡良何暇（脂砚斋硃批云“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此乃雪芹贫后实况），十年勤（胡藏脂本引诗云“十年辛苦不寻常”）、奇话传偿泪，分不出，血和水（依雪芹自批“绛珠”即隐血泪二字，故诗又云“字字看来皆是血”）。
贳酤卖画毷醉（敦诚、敦敏昆弟赠雪芹诗云“举家食粥酒常赊”，又“卖画钱来付酒家”，又“一醉毷白眼斜）”。叹蓬蒿、生屯死覆（敦诚《 四松堂集 》寄怀曹雪芹诗云“于今环堵蓬蒿屯”），绝才天忌。皕载更无玄识在，当日不如其已。回首处、九泉应悔。四海谁堪身后托？葺丛残、旧事芸编里。君浮白、吾能记（余辑《 红楼家世 》一书，搜曹家旧事差备）。
十月二日得见《 楝亭图 》，当时作了一首词给藏主张先生，向他乞录题辞，为辑书材料。因张先生题容若小像立轴用容若赠顾梁汾韵作《 金缕曲 》，我便用了此韵，第二天又叠了两首，因为都与《 红楼 》有关，特地检寄适之先生，以供一粲。原来本录为他人看，故附累赘小注。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3）
汝昌卅七、十、廿八誌
这当然让张伯驹青眼相看，把自己的词作《 丛碧词 》刊本送给周汝昌一本。周汝昌少年意气，真诚坦白，读了这本词集后，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意见，送给张伯驹。张伯驹不仅没有感到难堪，反而十分高兴，从善如流，对词作予以修改。周汝昌又为词集写了一篇跋文，在其中说，词人之词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这篇跋文从学术、文艺上立论，并不是无聊的阿谀奉承，当然更让张伯驹感到十分知契。从此张伯驹每有词作，都首先让周汝昌看，听他的意见。周汝昌记得，有一次一起游览大觉寺，张伯驹年事已高，有点抖索地拿出一篇词让周汝昌看，两眼全神贯注地看周汝昌读词的面部表情，十分有趣。
前面引录过张伯驹填词咏叹天津咸水沽周家旧园的词作，其标题为“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寇梦碧的词题也是“酬敏庵兄”，这个周敏庵就是周汝昌，当时传统文化的氛围还比较浓郁，文人雅士们喜欢起各种雅致的别号。别号能寄托某种人生的文化追求，传达诗的意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传统，《 红楼梦 》里“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贾宝玉和十二钗不就都各起了自己的雅号吗？周汝昌当然还葆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芬芳遗韵，一生中曾起过许多别号，如禹言、雨檐、玉言、师言、敏庵、玉工、玉青、石武、禹苍、顾研（ 砚 ）、命新、寿康、茶客、念述、雪羲、脂雪轩、芹泥馆、庙红轩、李渔村、棠絮轩、响晴轩、解味道人、射雨村人等。张伯驹题咏周家旧园，周汝昌当年也有一首和作：
风入松
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西畔虹桥驾彩，东头古渡流沙。
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说周家。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华。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栖鸦。
张伯驹与周汝昌的交往，也有红学方面的事。如周汝昌后来结识陶洙，三个人共同努力，促使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出世，并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藏（ 庚辰本1932年被徐星署买进，1949年5月5日卖给燕大，即今日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者 ）。还有一年“人日”（ 阴历正月初七 ），张伯驹兴致勃勃地到周汝昌家（ 东城区无量胡同 ），探怀摸出一件宝物让周汝昌鉴赏，就是脂砚斋藏砚（ 此砚后来经历“展览”等遭遇，不知下落 ）。另一年重阳节，张伯驹把获知的有关日本三多六桥本《 石头记 》的消息告诉周汝昌，两人各赋《 风入松 》词，叠韵唱和。
甚至，周汝昌的父亲从天津到北京有事，也曾经住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居室案上陈列有清末著名才女柳如是的黄玉凤砚，紫檀匣子上镂刻着其夫婿大才子钱谦益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怕来客“顺手牵羊”，来客临辞别时也不请主人检查核对室内器物。
周汝昌记得那次送行的笔会名为“庚寅词社”，定题选调，填的词牌是《 惜余春慢 》，几十位老词人都有佳作，为自己惜别送行。
《 红楼梦 》里的诗社描写，本来是有清代社会文化生活之背景原型的。周汝昌也是赶上过这种社会风气的流风余韵的，他读《 红楼梦 》的感受心得，当然和后来那些从教条出发的“红学家”大为不同。
周汝昌很早就参加了京、津一带文人雅士们的诗社、词社等活动。周汝昌的侄子（ 周祜昌之子 ）周贵麟（ 又名周贵临，1952年生 ）于2005年1月26日给笔者寄来一阕词，是周汝昌1948年在梦碧词社所填，这应当是寇梦碧主持的一次雅集，是不是张伯驹也参加了？1948年正是北平即将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候，这些诗人和词人们照旧吟诗填词，流连光景，也可见古老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魅力，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人对诗和美的追求，那也是很顽强的。生活的音调是宫、商、角、徵、羽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当时时势的单音独奏。今将这阕词转录于下，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日的情景，也能对周汝昌的气质个性有更生动的理解。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4）
台城路·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园
茫茫何处寻诗酒？西庄市声喧乱。藤架飞香，竹轩揽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垂杨不见信安远。
东南一派曼衍，望名园带水，花树萦岸。满座笙歌，一栏帆影，谁立爽秋楼半？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同销，斜阳耕废畎。
周汝昌离开燕京大学时，对留在中国大陆原来属于中华民国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面临一种新的制度，迫切的现实是必须调整心态，适应新形势。
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合并和院系调整，对原来所谓“第三种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其今后生存状态的一次性命攸关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办的学校，从1919年起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兼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美，燕大于1951年被新中国政府所接管。在这次院系调整后，各院系就分别被并入其他学校，原来的燕京大学不复存在，校园也变成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了。
周汝昌决定去四川应聘外文系讲师，当然也和燕京大学本身已经前途未卜的情况有关，那已经不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参天巨木，而是“雨中黄叶树”了。周汝昌向高名凯请示时，曾问到成都任教要注意什么，高名凯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多注意政治。”这短短一句话颇能体现那时的时代氛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尤其是我们如果知道高名凯出身教会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这种身世背景，他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知道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单身贵族”，而是拖家带口的，正如鲁迅诗句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因此两次给他汇来旅费，其招引人才的热心也是颇有感召力的。
1952年春末，周汝昌带着妻子毛淑仁和喜临、月苓、丽苓、伦苓四个孩子，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对周汝昌离开故里远赴四川的选择，周汝昌的父母兄长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五世同堂”的旧思想。而周汝昌最终决定去成都，妻子毛淑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汝昌顾及传统家族观念，不愿意谈这一点，周月苓告诉笔者：“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 当然不排除时局所迫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认为我们家大逆不道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爸爸曾经转述别人善意规劝我爷爷把地卖了分家的事情，他们认为我爸爸是不孝。 ）我们离开老家去成都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家里没有人出来送我们，我们一家大小，坐马车先去天津市河西区我的一个姨家，再从那里转乘火车。我和丽苓穿着我妈妈用搬迁费给我们第一次在缝衣店做的蓝色列宁服（ 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记得在四川念书的时候仍然穿这一套衣服，四川还特别爱下雨，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把洗后尚未晾干就穿在身上的列宁服搭在老师办公室的火盆上烤干，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神气劲儿就别提了，特别开心，没有依依惜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心情还是可以猜想的，因为在天津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大人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来送行的姨和姨夫们的眼睛里含着的泪水，他们彼此都将眼神错开，那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长了这么大都没离开过家那么远的我们似乎永远地离开了。”
这还颇有一点“五四”以来青年人挣脱传统大家族桎梏的流风余韵。周汝昌和毛淑仁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这只要看后来留在老家的周汝昌的兄长们，都被划成“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从而在人生中遭遇挫折沉沦，儿女的前途也受了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周景颐接受周汝昌的意见，把土地卖了给儿子们分家，那么可能在划定成分时就是另一种情况，后代们的命运遭际也就可能有所不同了。当然事实上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文化、观念、时代、家族、个性等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家的“运数”罢。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5）
李白感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周汝昌赴蜀的时候，当然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周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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