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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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涂刷了一阵。她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来一下。”　
　　说完她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她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铅毯，用它们盖住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接部位。这些有弹性的小毯子压在身上，给人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这时护士也走出去了，关上了门，现在只能通过厚厚的墙壁上的小窗口看见他。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些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无坚不摧的爱克斯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像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尔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模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人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谢穿。　
　　这种重量子的野蛮轰击是悄然无声进行的，被轰击的组织没有任何感觉，经过12场轰击之后，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有了生的愿望和生活的乐趣，吃饭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复了愉快的情绪。照射了两三次就使他解除了活着便是活受罪的疼痛，从此他就一心想了解和弄懂，这些穿透力极强的小炮弹何以能轰击肿瘤而又不触及其余的肉体。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这种疗法的原理并相信其正确性之前，是无法毫无保留地接受治疗的。　
　　于是他就设法从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那里了解爱克斯射线疗法的原理，当初，就是这个亲切可爱的女人从他们在楼梯脚下初次见面时起，也就是在他横下一条心，哪怕让消防队员和民警来把他拖走也不在乎、也不自愿离开的时候，便解除了他的成见和戒心。　
　　“您别怕，给我解释解释，”他让她宽心。“我就像一名自觉的战士，应当明确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否则就无法作战。怎么可能让射线杀伤肿瘤而不损害其他组织？”　
　　该技·科尔尼利耶夫娜的一切感受在眼神里尚未流露出来之前，总是首先反映在她那极其敏感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此时，她内心的犹豫正是在嘴唇上反映了出来。　
　　（关于这种不分敌我盲目轰击的炮火，关于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射线，她能向他说什么呢？）　
　　“哦，那是不可能的……好吧，我简单地说说。爱克斯射线，毫无疑问，对什么都破坏。不过，正常的组织恢复得快，而肿瘤组织便不是这样。”　
　　不管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却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满意。　
　　“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愿意试试的。谢谢。现在看来我将会痊愈！”　
　　的确，他渐渐好起来了。他欣然躺下，接受爱克斯光照射，其时还特别晓示肿瘤细胞，让它知道自己正面临崩溃的命运，即将彻底完蛋。　
　　而有时他在接受爱克斯光照射的时候就胡思乱想，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内挂着许多皮管和电线，就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为什么它们那么多，要是其中有冷却装置，那么是水冷还是油冷。不过他的思想并没停留在这上面，他什么也没为自己解释。　
　　原来他又想到了薇拉·汉加尔特。他在想，像这么可爱的女子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一捷列克。而且，这样的女子一定都有丈夫。不过，他只是顺便想到这一点，他是撇开想像中她的丈夫而想着她的。他在想，要是能跟她聊天，不是聊一会儿，而是脚很久很久，或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散步也行，那会多么愉快。有时用激进的见解去吓唬她一下，看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也很有意思。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那亲切的微笑总是像可爱的太阳一样洋溢着温暖。她善良，不是就职业上来说，而是心地善良。再就是她那嘴唇……　
　　射线管持续地发出轻微的嗡翁声。　
　　他在想薇拉·汉加尔特，可也在想卓娅。原来，昨天晚上产生的、今天从早晨起就浮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的一对耸起的乳房。这对乳房似乎构成了一个近乎水平的搁架。昨晚闲聊时，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尺子——不是胶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来的那种。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都跃跃欲试，想拿起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对乳房所构成的小搁板上，检验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　
　　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块沉甸甸的小铅毯。这小铅毯压着他，并且兴奋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　
　　可会不会保护不了？它的厚度会不会不够？它放的位置会不会不那么完全符合要求？　
　　不过，经过这12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仅仅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来——恢复了食欲、活动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还重新恢复了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最近几个月的痛楚中本已完全丧失。由此可见，铅毯守住了防线！　
　　然而，还是得尽快从医院里逃出去，趁自己还走得动。　
　　他没注意到嗡嗡声是怎么停止的，此时粉红色的灯丝已开始冷却。护士走了进来，开始把他身上的保护毯和被单—一撤走。他把两腿从硬榻上放下来，这时也就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上的那些紫色的方格和号码。　
　　“那么洗澡怎么办？”　
　　“要医生许可才行。”　
　　“想得真周到啊！这就是说，已经为我做了一个月的安排？”　
　　他去找东佐娃。东佐娃坐在短焦距器械室里，正对着光在看几张很大的爱克斯光底片。两台机器都已经关了，两个通风的小富开着，屋里没有其他人。　
　　“坐下，”东佐娃干巴巴地说。　
　　他坐了下来。　
　　她依然在对比两张爱克斯光片子。　
　　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跟她发生过争论，但那都是由于他想抵制医疗过程中那些多余的纯医学研究方面的东西。至于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仅因为她具有男子汉式的果断，黑暗中在荧光屏前发布命令明确，年龄也比较大，对待工作一片赤忱，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从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出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们诊的结果是正确的。只有病人能够评定，医生通过手指所了解到的肿瘤是不是那么回事。东佐娃就是那样模过他的肿瘤，无需借助于爱克斯光。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了眼镜，说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历里缺少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准确了解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每当东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语调就会加快：长长的句子和一连串的术语总是一口气说出来。“您关于前年动过手术的叙述，以及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却给我们采取治疗措施带来了困难。眼下，从您的转移部位取样检查是不可能的，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会给的。”　
　　“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病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经做过活俭？”　
　　“是的，肯定做过。”　
　　“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不把化验结果告诉您？”她话说得很快，完全是实干家作风。有些词汇的意思只能凭猜测才能明白。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不习惯于这种赶时间的谈话了：　
　　“化验结果？当时我们那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那么惊心动魄，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形势是那么紧张，说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问我的活组织检查结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医生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术语。　
　　“您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应当知道，这可不能当成儿戏。”　
　　“医生们？”　
　　他看了看她那既没有掩盖。也没有染色的斑白头发，打量着她那颧骨有点儿高的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于这话说来实在太长。或者是由于把原来的话题打断又实在太早。　
　　“说起医生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第一个外科大夫，乌克兰人，决定给我做手术，并为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可就在手术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说什么？”　
　　“能说什么？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时候，是能够……”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来，他实在觉得有点好笑。　
　　“押走之前，谁也不会事先通知一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这个意思。”　
　　东佐娃皱紧了宽阔额头的双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出的话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里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还严重。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只铝勺，食堂里的那种汤勺。”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里，身上压着小小的沙袋。快满一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学着一条腿下床，练习站立；就在这时，集中营里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总共约700人，叫做‘叛乱分子’。在这一批被放逐的人里，也包括我那位极其温顺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多么荒唐！”　
　　“可这还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个放逐的名单上，是经过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还没有拆线，却点了头，瞧，这个混帐的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运牛的火车车厢里，必定会溃烂化脓，这就是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　
　　东佐娃撇开枝节（病人的叙述总是有许多不必要的），抓住要点，继续问下去：　
　　“那么，鄂木斯克方面是怎么答复的？有过答复吗？是怎么向您宣布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了耸瘦削的肩头。　
　　“谁也没向我宣布什么。就连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喊这番话，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恶化得厉害时，有一个妇科老医生，我的一个朋友，才硬催我去询问。我给自己营里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就给营部写信告状。大约过了两个月，来了这样的回信：“虽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仍无法确定分析结果。’肿瘤已使我恶心得受不了，本来不想再往哪儿写信，但由于监督处怎么也不放我出去治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这种想法往鄂木斯克写了封信，写给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没过几天那里就回了信——这已经是在1月份，放我到这儿来之前。”　
　　“说的就是这个，对，对！这封回信！回信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