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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程维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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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觉就睡到中午，肚子正饿得咕咕叫的时候，纪科长回来了，掩饰不住脸上失望的表情。我调侃地说：“您这电话时间可够长的啊。”他则哼哼啊啊地打着哈哈。他走进里屋，不知从哪儿抱出一床褥子，说：“天冷了，你家里给你捎了床褥子，拿去盖吧。”
后来我才知道，家里把这床褥子都捎给我1个多月了，他才给我，可见他们对被关押人员的关心程度！
我被坏人整治的时候，代替程维高指挥的实际上是他的秘书李真。后来中纪委调查此案的时候，一个老干部说：“程维高一伙整郭光允的时候，李真在其中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我生病的时候，我家里托朋友将我要吃的药捎给了一位副所长，这位所长把家里送的药给了我，我的身体才算挺了过来。我的案子，看守所里只有正所长和前面提到的那个纪科长知道一点点，其他所有的副所长都不知道，有的副所长曾对人谈过，郭光允的案子不让我们知道，大概是持不同政见，里通外国。
给我送药的这个副所长知道我的罪名是“泄露机密”，目睹了我受到的折磨后，义愤填膺地想给中央写信为我鸣不平，为我争取人权，我赶忙劝阻了他的“疯狂”举动。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个副所长的。
另外，他还是我家院里邻居的亲戚，所以后来在生活上对我也格外照顾。一次他去看我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很久没有理发和刮胡子了，所以看上去活像一个“野人”——满头蓬乱的头发和一脸乱糟糟、脏兮兮的胡子让我变得面目全非了。
“你认识秦能吧？”他问道。
秦能是我老伴单位的副局长，跟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是啊。”我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很高兴。
“你好像病得不轻啊，老郭啊，我下次给你带点好药。”说完便走了。
后来给我带药的时候，还捎给我一个小纸条，是家里送来的，我很感激他。
他很有意思，一次只给我一点点药，为什么呢？后来我想了想，哦，他是怕我想不开，拼命吃药来自残。要是他完全明白我的想法的话，他肯定不会害怕我自杀的。
我的牢房隔壁住着一个人，据说曾经是陈希同的秘书，叫陈健（据说他因为贪污30万而被判了15年），按照这里面的说法他是河北省“一号政治犯”，我则是“二号政治犯”。
我住的条件很森严，牢门不让开开透气，白天几个灯泡不让关，但屋内光线还是暗，因为厕所在屋内，又是简陋的蹲坑式厕所，所以里面的空气总是弥漫着一股尿臊味儿。
屋里也没有电视——连重罪犯人的房间都有电视，就我们没有。看守所不光不给我新报纸看，就连旧报纸也统统撕掉拿走了，据说这是为我个人量身订做的“信息封锁”战术。
看守人员说，省里的领导指示，不让“政治犯”了解外面的生活，不让他们的文化需要得到满足，还是比较有成效的专政手段的。
我承认，他们这一手够狠。让我饿肚子，让我忍受病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不让我看电视、读报纸，让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确实是巨大的精神折磨！本来暗无天日的监禁生活更让我度日如年了。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说，地狱里一年只相当于人间的一天，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是那么空穴来风的了。
刚进看守所时，他们搜了我的身，把我所有的东西甚至连腰带都没收了，我走路时不得不狼狈地提着裤子。那伙人一看到我这样就狂笑不止：“瞅瞅他那德行，还政治犯呢！”
走运的是，我偷偷藏了一块手表，当时没有被发现。到了晚上就拿出来看着手表发呆以消磨时间，看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心里像打碎了的五味瓶一样——对于监牢生活这样捱过去，感觉宽心一点；而对于自己有限的生命这样被浪费掉，则感觉很痛惜！这样的损失是多少钱也没法弥补回来的。
在那段困厄的日子里，这块手表为我分担了不少寂寞。
一个奇冷无比的晚上，外面寒风怒号，我像往常一样无所事事，照例躺在床板上盯着手表看。我正手握着手表出神的时候，被看守从窗口看见了，他开门进来，吓了我一跳：“哎？你怎么有手表？快藏起来，这是违反规定的！”
“怎么了？没有这块表我晚上睡不着觉！这块表里面啥也没有！”想着连看手表的“消遣”乐趣也要被剥夺，我的火气大了起来。
看守看着我激动的样子，也没多说什么，简单地嘱咐我说：“老郭啊，把表藏好了，别让纪科长发现。否则我们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说完便出去了。现在，那块表还被我珍藏在家里的柜子里呢。
审查了我3个月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到了那年农历腊月二十五，还是不放我出去。我想，这个年怕是要在牢房里过了。想想我这50多年的经历，尽管充满了坎坷与危险，但是我还是都挺过来了。然而我万万也想不到，我会在牢房里度过我生命中的第53个春节！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的专政机关的牢房里！这个时候我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我对自己说即使不放我出去，我也要好好过，吃点好东西，把自己整精神点儿，尽管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仍然要自个儿乐乐呵呵地过一个“好年”。不能让那伙人看笑话！
看守所到腊月二十三四的时候，2/3的看守都放假了，只剩下1/3的人在值班。这时候看守通知我，如果想看电视的话，可以自己掏钱，看守所可以帮忙捎回来一台小电视机。
我闻讯很高兴，过年的时候，要是看不上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我想起了在看守所看守那里还有我的3000多块钱呢，于是便跑去登记了一下，托他们给我带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此外，每个被关押的人员还可以自费托看守所购买一些肉肠什么的回来吃。
第二部罪与罚（1）
我被误传成“汉奸”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由于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我的案子被搞得过于神秘，以至于后来我被转劳教时，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条例，劳教所的一些人胡乱猜测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有人便信口开河说郭光允是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给抓来的。
于是，也有人说我犯了“汉奸罪”。
他们将我直接押送去了劳教所的第三大队。
进去的时候屋子里面人很多，其中很多都是闻讯来看看上面“钦点”的“政治犯”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看我的目光是好奇的，也可以说是“惊异”的。这种地方最不稀缺的就是劳教人员，而我的到来却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
我胡子还没来得及刮，所以示人的是一脸大胡子，我想那个时候我也许倒真有几分《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的模样了。
劳教所里有很多班，大体上划分为“新班”和“老班”。“新班”，顾名思义，新进来进行劳动教养的人都要编在一个班，故名为“新班”。“新班”管理的比较严厉，住的条件也很差，我住的新班40多人住一个大屋。
通常情况下，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初期劳动教养”结束，新班的人就可以进老班了，然后再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新班。当然，个别顽固不化的人的“初期劳动教养”期限可能要延长一点，至于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则另当别论了。
看守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新班的人教唆老班的人再做违法乱纪的事，防止老班里被教养得差不多的人心胸遭受新来的劳教人员再次“玷污”。
关于我来劳教所的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劳教所的所长得知我这个“政治犯”年纪大、身体差等情况后，表示拒绝接收，可上面强调这是“政治任务”，所里不接受也不行。
进劳教所后我自然就被分在新班了，这个班里面的人都是石家庄市各派出所同期抓来的，住的地方有30多平方米，但是住的人有40多个！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位置了，我只好打地铺睡在房间的过道里，白天再把床板收起来。
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干什么都要快，连起床起慢了都要受制裁，有时劳教人员中的头头还可能变着法收拾你。
我去之前，劳教所里的管教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说要来一个省里领导“钦定”的“政治犯”，是高级知识分子，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不能随便打。
“政治犯”这顶帽子其实不错，有时候居然还可以起到人身保护伞的作用呢。
但劳教所里的管理混乱也让我忧心，我会不会被仇人们设法害死。
所长本身就是个责任心不强的人。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后不久，这个管理混乱的劳教所所长×××就出事了，涉嫌犯罪已被起诉。
他对我的态度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忽然变得很坏，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要“永远跟程书记保持高度一致”，勇当省里领导放手搞“改革开放”大业的开路先锋和马前卒，这倒好，开路先锋把自己折腾进班房了。
牢里过年
进了劳教所后，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肠胃也不好，经常闹肚子。一闹起肚子就忍不住了，否则就会大便失禁。为了能方便地上厕所，我强迫自己每天在5点钟之前起床，以充分保证上厕所的时间。
因此，睡觉时我就不脱衣服了，因为怕来不及穿衣服去厕所啊。这样我起床的实际时间往往是4点，也就是说，我经常在3点多钟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这样做仅仅就是为了能在早上开牢门的时候排队排在前面，以抢占厕所的位子——因为有上百人要共用那一个“金贵”的厕所呢。
因为这件事我跟管教提过意见，说我身体不好，能不能通融一下，结果遭到严词拒绝。
一天晚上，班长忽然问我：“郭老头，你没出事前，官有多大啊？”
“不大。”
“嘿，别谦虚啊您！官不大，省委书记会亲自出马来整你吗？”
“……”
“我们知道您老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不就是高干吗？官还能小？”
哦，我明白了！——说来也好笑，他们好像分不清什么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干”，总以为我是“高干”！否则，尽管事先管教人员打过招呼，凭我的倔脾气我也早被他们整过无数次了。
我到劳教所的第一天晚上，还没有被子盖，冻得直哆嗦。有个好心的狱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床被子给我，否则我在大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就要给冻坏了。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一合眼就梦见自己穿着汗衫短裤被人追赶着在雪地里跑，接着就是被冻醒。那个晚上我觉得身体里的血都快要结冰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昨夜挨冻的大概原因：一是因为供暖条件不好，暖气片总是冰凉的；二是因为房间的窗户有几块玻璃都碎了，也没人来修补，寒风就那么肆无忌惮地一股股闯进屋子里，撕扯着一切；三是因为房间的水泥地面潮气很重，特别的阴冷，穿着棉裤坐在地上都会觉得冷。在睡觉的时候，一股阴森的潮气似乎会穿过我睡的床板，一股一股地往我身体里钻！
第二部罪与罚（2）
这样我在劳教所住了1个多月以后，双腿开始隐隐作痛，这种痛特别让人难受，一发作起来，就仿佛有人用一把刀狠狠地扎开腿骨，一下剔出里面的骨髓似的，苦不堪言。从此，我的腿就落下了这么一个后遗症，并一直折磨我到现在。上大学时因为没有被子盖，背部挨冻后落下的旧伤这个时候也趁火打劫地发作了，发作的时候，脊髓一阵阵钻心地痛，疼到极点的时候仿佛给人捅了个透心凉，全身都僵了。这时候我只有蜷缩成一团，像刺猬一样。
开个玩笑，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以后，在我不停上访申诉之际，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念念不忘上访申诉啊？你把恢复党籍和高工待遇就看得那么重啊，命都不要了？
我笑着回答说，一到天冷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就会开始提醒我：哎呀，我疼死了，快给我报仇啊！这样，我本来淡下去的“报仇”心就会“腾”地一下子又跳动起来。
可以说，我斗争到底的念头现在已经深入骨髓了，没得改变。
鲁迅先生说得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刚进去那天队长就对我们新班的人宣布，在劳教所是不能“不劳而获”的，因此我也必须劳动。由于我年纪大了，而且又是特殊的劳教人员，因此有的值班民警不让我干活，让我歇着；但是也有的“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不给我搞“特殊”。其实我干的活倒不重，主要是干点印刷活，还有给教育科写黑板报和浇花。
有这么一件事，让我很感激，可以说是我在劳教所里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之一吧。
我进劳教所的第三天，也就是大年正月初一的晚上，所里一个姓孙的指导员让我们牢房里的班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是想跟我谈谈。
我进屋后，他让我坐下，说：“老郭，过年好啊。今天我值班，咱们聊聊吧？”
“孙指导员，你也过年好。”
“老郭啊，我知道，你是个国家干部，跟你身边那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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