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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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跑到离我村10里路的崔家庄村去抓药——据说那个村的大夫曾经是我曾祖父的徒弟，而实际上他对于衣衫褴褛的我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公子”，以体现对我曾祖父的尊敬。我赶紧给母亲抓了3服药，花了两块钱。　　　　
　　　　　　　这些药也只能治一时，去不了根。母亲的身体是一天天跨下去了。我最后甚至害怕见到母亲，揪心啊！我总是害怕母亲会突然就不行了，这种感觉就像梦魇一样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想起她披着破旧的外衣披头散发地坐在门槛边，手紧紧握在胸前拼命颤抖的样子，我就想哭。在当时，这种备受恐惧煎熬的心态甚至让我产生逃避的念头：考上高中，离开家，就可以暂时免受这样的煎熬了。今天回想起来，叫人心酸。　　　　
　　　　　　　老百姓的日子过到这个份上，领导者难逃其咎啊。当时的各级领导，说不客气一点，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当时在农村存在一种很恶劣的问题，就是村干部竟然随便拆民房！我家西屋是3间砖坯屋，东屋是2间土坯房。说是土坯房，其实什么也放不了，跟仓库差不多。里面有一个很旧的石磨，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家里人多，平时我就在东屋看书、睡觉。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听到屋上方传来“扑通、扑通”的巨响，还有人在叫喊着什么，好像地震了似的。我开门一看，好家伙，一帮民兵手拿大镐围着我家的房子正不亦乐乎地忙活着呢。　　　　
　　　　　　　“干吗呢你们？”我诧异地问着这帮不速之客。　　　　
　　　　　　　“干什么？刨你家房子呢！”漫不经心却十分蛮横的一句话。　　　　
　　　　　　　“刨房子也不说一声，想砸死我啊？不知道下面睡着人吗？”我的火一下起来了。　　　　
　　　　　　　接着父亲和母亲都出来了：“为什么要拆我们家房子啊？”　　　　
　　　　　　　村支书站出来说：“你家的房子老了！拆了拉到地里当肥料！”　　　　
　　　　　　　“我们家十口人，拆了怎么住得下啊？”父亲一紧张把我都忘了，忘了东屋里还睡着大儿子呢。　　　　
　　　　　　　“好，”村支书转过头对后面的民兵说，“姓郭的说了，他家人多，住不下！同志们，我们不但要拆东屋，拆完东屋咱们接着拆西屋！”说完对准走过来正欲阻止这帮人的父亲的腿就是两脚，父亲栽倒在地。随即我家的两间土坯房很快就被众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推掉了，只剩下几根屋檩丢在地上，土被拉走肥田去了。　　　　
　　　　　　　父亲挨了这两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1958年吃食堂的时候，我曾经亲眼见到村干部因为我的一个叫做“大东娘”的邻居怀疑他没有把家里粮食全部交到生产队里，家里可能还藏有粮食就残酷地让她一个老太太跪在砖头尖上。另外，我家街对面的一户人家有一次在村干部搜查粮食时，民兵在他家房屋的椽子里发现了一把绿豆，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我家邻居的隔壁以前开过布店，在被催交“埋在地下的布匹”时说没有布，村干部抡起一根铁棍就砸向老太太，一个名叫蒋尧友的生产小队长立即用单手挡住，结果胳膊当时就肿了起来，过了3个月才好。我父亲因病在家不能干活，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经常被勒令给村宣传队写标语，还老是被斥骂写得慢，是想混工分。　　　　
　　　　　　　还有一次，我二舅因为“贪污粮食”，家里给村支书带领民兵闯进来（那时候家家门上都没锁，都给村干部没收了）抄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抄到。村支书说：“屋里没有，兴许藏在他姐家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母亲就被民兵们五花大绑然后带着游街——就像以前游斗汉奸恶霸那样——最后那帮人把她押到祖坟上跪下“认罪”。但是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母亲也一直不愿提这件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对于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事件，陈云同志曾经痛心地说：“那时有1亿老百姓在挨打！”在欧洲各国，有这么一条流传了数百年的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户老百姓的房子，无论多么敝破，无论是多么的家徒四壁，都一定是国王止步的地方！而在几百年后的中国，还会发生这样赤裸裸的侵犯个人住宅的案件，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和匪夷所思。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把政治文明提上日程，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当年父亲被命令到定县参与“大炼钢铁”。由于农民的卫生习惯本来不好，又大量群集，所以父亲便染上了伤寒。随后他就立即被送到蠡县医院隔离。我和母亲知道后立即一起步行去蠡县看他，到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住了3天了，然而身体很虚弱。他让我和母亲先回去，说自己死不了，我和母亲于是连夜回去了。到家时天已大亮了，突然听到路边树上的喜鹊在“喳喳”直叫，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爹没事儿了。早上喜鹊叫是好事儿！”农村人讲迷信，都认为早上喜鹊叫是“报喜”，晚上再叫就不是好事了。父亲病没好就让出院了，不给治了，回到家后就没有好过，终年重病缠身，1962年病饿而死，时年42岁。　　　　
　　　　　　　1960年元月，我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接到父亲托人带的信让我春节别回家了。当时我就感到纳闷儿，过年怎么能不回去呢？于是仍然自己回家去了，身上带了学校发给我寒假期间用于生活的18斤粮票——那时候高中生每个月有26斤口粮，仍然是饿肚子，吃不饱。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我带了18斤粮票，过年可以吃顿饺子了。　　　　
　　　　　　　然而到了家里，我却惊讶地看到父亲脸朝里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赶紧扶起父亲问他怎么了。父亲缓了一口气，告诉我他已经7天没东西吃了，只能捣点粗盐粒儿拌凉水喝下去，一天两碗。家里其他人则全部出去要饭了。这就是我的1960年春节！　　　　
　　　　　　　我忍住眼泪发疯一般跑出去一下子就买了18斤棒子面，手哆嗦着熬了碗棒子面粥，才算让父亲活过来。父亲喝下一口棒子面粥后，呼天吁地，老泪纵横，我抱住父亲的腿嚎啕大哭。过了一会儿，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纸，上书“忍为高”3个字，说道：“孩子，这是爹的遗嘱，爹以为自己见不到你了。无论什么时候，记住，忍为高啊！”我满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他轻轻地指着那张纸：“你看我这3个字写得怎么样啊，爹的大字还是写得不赖的吧……”我哭得更厉害了。“忍为高”，这就是我父亲挨饿7天后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给儿女们留下的“遗训”，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写照！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地反思了残酷的现实，并且对我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1）

　　　　差点在草坡上变成“路倒”　　　　
　　　　　　　越是被饥饿折磨，求学的心就越强烈，就越想早点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让一家人填饱肚子。老实地说，当时我的精神境界没多高：我上大学的初衷就是毕业后分配一个好单位，养活家人。肚子吃不饱，还整天煞有介事地空谈理想，对于那些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笑。当然，吃了很多次亏以后，这样的话我不敢当众乱说了，只能在心里想想，“腹诽”一番而已。肚子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赶紧回宿舍去睡觉，不像小的时候那样整天在别人面前叫饿，我生怕再次被扣上“思想落后”的帽子。　　　　
　　　　　　　在这里我想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身后都是离不开思想开明、尊重知识的家长支持的！我的父亲读过4年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的母亲虽然只读过抗日小学，却也远远比一般的农村妇女有见识得多，他们一致地认准了这么一个理儿：就是全家人都饿死，也要供我上学读书！　　　　
　　　　　　　我终于初中毕业了，我考上大百尺初中班是1956年，1957年划右派，1958年一年几乎没读什么书，到山里去大炼钢铁。有一天学校紧急集合，汪校长又登在木凳子上开始向同学训话，内容就是一个：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初中班的学生去曲阳县的山沟里炼钢，明天就出发，要同学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曲阳炼钢可能到1959年初中毕业，毕业后可能就在曲阳上炼钢学校，一生也就扎在曲阳为祖国炼钢了。　　　　
　　　　　　　说起那阵的大炼钢铁，也算是我一生中充满苦涩滋味的精神跋涉吧。　　　　
　　　　　　　我父亲也在附近工地上炼钢铁。　　　　
　　　　　　　说来也是辛酸，我因被校长在政治上打入“另册”，竟差点被剥夺去曲阳炼钢铁的权利。经我再三哀求校长，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去炼钢。　　　　
　　　　　　　在去工地的路上，一路上又冻又饿，经历许多狼狈，数日后走到了太行山的东麓。运矿石、支炉子，折腾了半个多月，烧了许多好柴禾，被烟熏出许多眼泪，连矿石都烧不化，好一点的炉子仅烧出一点焦疙瘩。又一纸命令下来，全民大炼钢运动停止。我又混在撤退的人流中，凄凄惶惶回到大百尺。　　　　
　　　　　　　这一年学业荒废，又加上人为的饥荒，叙说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惟一幸运的是，一个“巧遇”让我顺利考上了保定二中。那阵的考场在缪家营中学，家境较好的学生去学校食堂买饭、买带油花的白菜豆腐汤。而我就像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背着同学们在一个僻静处偷偷地啃野菜掺高粱面饼子，我一抬头——壁报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批判达赖叛国集团的内容，我一边咽菜饼子一边默记这些内容。　　　　
　　　　　　　政治考卷发下来，试题正好是我在壁报上看到的内容。　　　　
　　　　　　　我以优异的成线考上了保定二中。　　　　
　　　　　　　第一次从家里赶往保定读高中的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路过一条涨了水的小河，差点给淹死。当时水流很湍急，又没有桥，人们只好趟过去。我个子很小，身体又很单薄，看着滚滚的水流不禁有点发愁。旁边一个红脸膛的农民大哥见状对我说：“光着脚下去，紧紧用脚趾头抠住河底，一步一步往前蹭，千万别抬脚，不然水一下就会把你冲走了！”　　　　
　　　　　　　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我咬着牙往前走。水越来越急，突然，我的右腿被冲起来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最后总算一步一步挪到了安全地带。如果刚才没有定住的话，我肯定要被卷进漩涡淹死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程，不过把我送到河边就回家去了。奶奶知道以后，很生气地把父亲骂了一顿，接着就是担心我的安危。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甚至村里还不通邮呢。设想那个时候我要是被淹死的话，也就是无声无息地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侥幸呢！　　　　
　　　　　　　保定二中的条件不错，据说有些房子以前还做过慈禧太后西逃时的行宫呢。不过彼时的我无心过问这些东西，因为整个高中时代，还是饥肠辘辘的日子居多的。　　　　
　　　　　　　困难时期，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饭的问题，发动住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菜市场捡菜叶、菜帮子交给食堂给我们熬菜粥喝。尽管如此，还是吃不饱。那个时候，各学校都取消了体育课——谁还有力气跑啊跳的。连老师们一个个都浮肿得不成样子。那个年代连孩子生得都少。我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记得他个子很高，身材巨大，因而饭量也特别大，这一点在饥馑时期不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会要人命的缺点。他心肠特别好，但是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活活地被饿死了！那个时候我的腿一直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鼓不起来。我身体的这种状况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有所好转。虽然那时还是吃不饱，但是总算不用每天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了。　　　　
　　　　　　　我的成绩在高中时名列前茅。到了高一快读完的时候，学校决定设立一个快班，让我们提前一年参加高考，高二就去考大学。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课全部上完了，于是我背着书包回家准备潜心复习了。有个村干部看到我回到家了，可乐坏了：“哎呀，这下好了，郭家的大小子回来了！是学校把你下放了吧？我早就知道，你家这样的背景，要下放第一个肯定下放你！”　　　　
　　　　　　　“我没有下放。”我冷冷地答道。　　　　
　　　　　　　“哎？为什么不下放你？那还能下放谁？”对方闻讯后诧异得不得了。　　　　
　　　　　　　“实话告诉你，我是提前一年考大学。我还有两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懒得跟他多废话。　　　　
　　　　　　　“啊？这是怎么搞的？不对啊……你们学校领导怎么搞的？”他显得很生气，反过来跟我发起火来。　　　　
　　　　　　　其实，就是他和那帮村干部当时不准我妹妹上学，从而改变了这个比我脑子还好使的女孩一生的命运！现在我不想怎么指责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扼杀人才的愚昧举动实在是让人痛心啊。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2）

　　　　　　　　
　　　　　　　在我的印象中，到“四清”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以后，村干部那种肆意压制、打骂村民的恶劣现象就好转了许多了。　　　　
　　　　　　　回到学校后，我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村里的干部写信给学校里说，郭光允的爷爷是“右派”（其实是我爷爷的三弟当小学教员划为“右派”），因此我不能考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的所有专业！不仅如此，凡有“敏感”之嫌的专业、可能跟“要害”部门有关的系科专业，我都不能填报。我很伤心，很愤怒，但是无可奈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连反抗都无法反抗。　　　　
　　　　　　　很感谢当时保定二中的尹书记，要不是他审查一下我的志愿书并且用红铅笔划掉很多我不能填的志愿，我可能连大学也上不了。尹书记就审查了我一个人的志愿书，因为当时先体检和政审